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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一的政府精神
没有一个文件能比路易十一给城镇颁布的宪法更能准确地说明路易十一的政府精神。我曾经有机会仔细地研究他给安茹、曼恩以及图莱纳几个城镇颁布的大多数法令。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法令或多或少都是在一个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的设计大体相同，都具有完美的清晰度。
从这些法令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路易十一，他和我们平时了解的不太一样。这个国王通常被看做是贵族的敌人，但与此同时，除去某些残忍的地方，他又是人民的一个挚友。不过，无论是贵族的政治权利，还是人民的政治权利，他都不喜欢。他通过资产阶级来减少上流社会对下层民众的压制。他曾经是一个既反贵族又反民主的出类拔萃的资产阶级王者。他给城镇里比较有名望的公民特权，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重要性，给他们贵族头衔，通过这些方法来降低贵族的价值。与此同时，他还破坏了政府的民主性。他限定了政府对某些家庭圈子的影响，以此来牵制他们的改革，并且通过他们从权利中取得的大量好处来限制他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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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市政方面所遵循的法律，经常被修改，规章制度也十分不稳定。这些依据时而增加，时而删减，时而被废止不用，时而又重新启用。这些是市政方面的最大特点，而不是代议制和公众干预的取消与废止。地方的自由，越来越没有实质的意义。这一点，从法律不断变动可以看出。然而，对此人们好像都没有注意到。所有的特殊观念，怀古情绪，以及地方的爱国热情，这些情感最为适宜保存的地方，便是政治机构。然而，法律的不断变动，就以一种先发制人的方式，将这些对于政治机构的情感全部摧毁。这样一来，对于大革命将要对历史造成的巨大破坏，人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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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财政管理的不完善，曾经成为路易十四破坏城市市政自由的一个理由。但是，迭戈已经用充足的理由证明，财政管理不完善的情况，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变得更加恶化。而这一状况，是从路易十四实行改革以来才有的。此外，关于大部分城市入不敷出、背负债务的现象，他还补充了另外两点理由。其一，这些城市曾经借钱给政府。其二，为了炫耀显摆，市政的官员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对于居民的钱，他们任意挥霍，却从不汇报具体的用途。非但如此，有时候，他们还从中获取利益。至于居民提出来的那些忠告，他们更是没有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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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对于旧制度中的中央集权制，人们有着最好的评价。
在殖民地，一般说来，政府所有的特征，被放大而变得更明显。因此，在这些地区，对于宗主国政府的面貌，人们可以更好地进行评价。我首先应该去加拿大，当我想要考察评判路易十四政府的精神和弊端的时候。就这样，物体的变态被我发现了，就像我使用一种显微镜一样。
在加拿大，古老的制度和习俗，已经不再是司法权力的起源；在人们看来，封建传统日渐模糊或者消失；占据统治地位的，不再是教会；贵族阶级几乎不存在，或者说，至少这里没有他们存在的基础。因此，自治精神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发展，而不会有什么障碍与之进行或公开或暗中的抗争。这些障碍，一般由旧社会或者旧现象产生。
此外，在这里，一切法律都由中央权力按照它内在的规律进行制定。对于中央权力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干扰。因此，在加拿大，那种经过授权才有的集体权力，个人经过允许后所拥有的立法创议权，以及城市或者省级的政治制度，都是不存在的。
在加拿大，政府想方设法地在殖民地增加和散布人口，而从不采取任何政策方针以使殖民地变得富饶。政府采用的方法有：强制人们不得在某个地方定居，而必须在另一个地方定居；人们必须使用某种种植方式；与转让土地有关的一切诉讼，由政府独自进行审理，而不用交由法庭，等等，它们差不多发生在法国路易十四时期。
尽管与巴黎相距1800法里，但是加拿大的总督管理的事务比法国多很多，甚至想要从巴黎管理一切；与法国相比，加拿大的总督地位优越多了；在这里，政令由科尔贝尔代发。就像是在阿尔及利亚一样，人们觉得已经处于现代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事实上，与阿尔及利亚的真实情况相同，加拿大几乎是它的翻版。在这个两个地方，政府的数量几乎与人口的数量相等。与被治理的人相比，这些政府更为了解他们的利益。它们目空一切，积极地制定各种规章，并强制人们予以执行。对于未来的一切，它们总是声称，可以预见到，并为其负责。但是，最后它们却始终没有什么收获。
与之相反，在美国，在市政府之外，市镇的独立性很强，几乎快要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可以说，从英国传过来的地方分权制度，在美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弘扬。那些基础的共和成分，曾经是英国政体和风尚的组成部分，而今在美国得到了极大限度的发展。在英国，实际意义上的政府虽然管辖的事务不是很多，但是政府中的官员却可以大显身手。而在美国，任何事务都没有政府的插手，而是完全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去处理。在加拿大，与同时期的法国居民相比，对于政府的命令，他们更倾向于服从。这是因为加拿大没有位于居民之上的上层阶级。而对于政府的权力，生活在英属各州的人民，越来越不予理会，获得了更多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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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基耶纳的省议会大声呼吁组建数个旅的新骑警，其方式和现在总理事会的阿维隆和洛特呼吁建立新的一个旅的宪兵的方式基本相同。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警察的力量代表着命令，而命令只从政府中来，会随着警察扩散到各地。报告补充说：“在农村，每天都会听到大量关于警察不在场的抱怨。（不然这怎么可能发生呢？贵族们回避这些问题，资产阶级生活在城镇中，代表农村的都是一些粗鄙的农民，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没有丝毫的权力。）必须承认的是，只有少数的几个区中，仁慈的领主们能够将威望和权力施加在他们属民身上。这种情况是为了阻止那些农民的暴力行为，因为粗鲁的举止和鲁莽性格是他们的天然倾向。此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办法去抑制这些无知、粗鲁又愤怒的人群。
这就是省议会中的贵族们允许他们自己被讨论的方式，也是那些占据议会一半人数的第三等级的成员们在公开文件中讨论普通百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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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层面上，所有公共生活的消亡状况已经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一条从曼恩到诺曼底的道路无法通行，应该要求谁去维修它呢？
是由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图莱纳教区修，还是看诺曼底省和曼恩省之中，谁在牲畜贸易上更依赖这条道路？还是该由那些因为这糟糕路况而损失最严重的地区呢？这些教区、省、区都没有表示出任何想修理的意图。使用这条道路并且因此陷入困境的商人们，必须使中央政府意识到他们的处境。他们写信给巴黎的总审计长，请他对他们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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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省份中，租金和会费或轻或重的重要性
蒂尔戈曾在他的著作中说道：“我应当指出，在大多数的富裕省份之中，比如诺曼底、皮卡第地区和巴黎地区，这些种类的会费是另一个级别的数字。在这些地区，财富主要是由土地自身的出产组成的，因为这里地产主的计划是将大型农场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可观的租金。领主最大的那块地产的租金只占领主租金中一个十分适度的份额，这种支付通常只是被当做一种尊重。而在不是很富裕的省份中，那些农业政策不同的地区，领主和贵族们几乎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继承的土地已经被广泛地分割，却承受着十分沉重的实物租金负担，这个负担需要所有承租人共同承受。这些租金常常将这片土地的大多数出产吞噬，几乎地产主的全部收入就来源于这笔资金。
共同商讨事务，发挥了反对种姓的作用。
农协会18世纪的文件很少，但从中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共同利益的共同商讨发挥了反对种姓的作用。这些会议召开于旧制度的全盛时期，具体说来就是大革命爆发前30年，会议中只讨论了理论方面的问题，要想对各阶级都有兴趣并且可以一块儿讨论的各类问题展开讨论，以理论问题作为切入点是唯一的选择。即便是这样，即便商讨的只是管理和农业的话题，但大家还是马上感受到了不同的人在相互靠拢、融合，意识到不享有特权和享有特权的人心中都萌生了进行理智改革的思想。
旧制度时期的政府永远只会在自己身上寻找力量，永远致力于分裂民众，在我看来，这样的政府在世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大革命期间，法国境内那些荒诞、滑稽的不平等之所以一直存在，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政府；对自治再轻微不过的触碰都会让该政府产生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如若不然，它便只能迎来被毁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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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省份的自由跟人们的风俗习惯和记忆是一体的，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专制制度的出现却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就算不是整个民族都享有自由，各个省份的自由也可以在这段时期存续一段日子；不过，千万不要持有这样一种荒唐的观点：即使普遍自由权消失了，地方自由权也依然能被随意创造，甚或长久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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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戈在给国王的一份奏章中概括了贵族的税务特权真正适用的范围，他概括的方式在我看来简直再准确不过了：
“1。拥有一块四犁[2]地大小的农场，在巴黎周边地区一般要缴纳2000法郎的人头税，但享有特权者可以免交这笔税。
“2。享有特权者不用为森林、牧场、葡萄园、水塘缴纳任何税，也不用为城堡四周的土地纳税，无论这些土地的面积是大还是小。在某些地区，牧场或是葡萄园是主要的农产品出产地，若这些土地的所有者是贵族，那么相关的征税便由缴纳军役赋税的人承担，贵族不必为此付出一分一毫；后者确实能为贵族带来不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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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中对于特权阶级的间接关照：即使共同交税的地方，征收时也有所区别
蒂尔戈专门对此做了介绍，通过对他著作文件的阅读，我相信他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