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可能妨碍自己权力运行的东西，弗里德里希从他自己身体上去掉了。在他全副哥特式的身体之上，有一颗完全现代式的头颅。整个身体好像从一种创造物，向另外一种创造物转变，并最终形成一个庞然大物，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在这幅躯体中，对于还有自卫能力的东西，弗里德里希不想给自己造成一些麻烦，因而并不愿意轻易地攻击它们。但是，对于逻辑和权力的态度，在他的表现看来，前者是蔑视，后者是关切。
除了极少数的地区和地方之外，大部分农村居民还处在世袭奴役权的控制之下。这种特权已经蔓延到占有者的人身，而不仅仅只是限于劳役和服役——它们伴随着一定土地的占有而来。
关于土地所有者的大部分特权，这部法典又重新认可了一遍。当地方官吏与新的立法有互不一致的地方时，应该遵照新的立法。这是法典中明文规定的一条原则。因此，对于这些特权，人们认为它们是违背法典的。鉴于此，法典又郑重宣告，只有赊购和履行司法手续才可以废除这种特权，除此之外，国家不得废除它们。
诚然，由于法典自身确立了人身奴役，因而废除真正意义上的奴役在它那里有了保证。但是，紧接着，人们在它那里又看到了世袭隶属。而它从本质上来说，依旧是一种奴役。
在这同一本法典中，人们可以清晰辨认出一种中间阶级——由非贵族高级官员、教士、专门学校、中学和大学教师组成。它是除去资产者与农民两个阶层之后，夹杂在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的一种新型阶层。
与其他资产阶级不同，这些资产者与贵族也有一些不同之处。确切地说，与贵族相比，他们的地位要稍微低一些。具体说来，在民政部门中担任高职，购买骑士地产，这些都是他们所不能的。当然，大部分情况下，进宫面见君王，他们也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即便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他们可以进宫，而他们的家庭成员却不能随同前往。就像是在法国一样，在这种低微的地位之上，随着自身教养的提高和影响的增大，他们越来越感受到自尊受到了伤害，尽管作为国家官员的他们当中，有些人虽没有位高权重的职位，但是却占据了最为繁重也最有所作为的职位。在德国，这种对于贵族特权的愤怒，已经激起了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赞赏；而在法国，这种情绪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大革命的进程。虽然小资产者是这部法典最为重要的编纂者，但是有一点可以确信，那就是，他仍旧是君王命令的忠实执行者。
欧洲古老的政体在德国并没有被完全消灭，仍然保存有一部分。鉴于此，弗里德里希认为，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消除那些残余的政体形式，尽管对于它们，他本人已经表现出极大的轻蔑。一般说来，他只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作为团体，贵族有集会和治理的权利，他便将这种权利予以剥夺，最后贵族只能以单个人的形式保留那些权利；还有一些权利，他给予限制，并明确规定它们的使用。这部在当时最为真实、最为新颖的立法文件，正好颁布于全欧洲的封建不平等被法国大革命所废除之时。结果，这部法典——在法国哲学家弟子的命令下拟定，并且在法国革命爆发之后颁布实施——为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遍及欧洲奠定了法律基础。
这部法典明文规定，所有的荣誉职位，应该首先提名贵族中能力较强的人。法典还宣布，作为国家的主要团体，只有贵族阶级才能用自己的名字为所占有的土地命名，才有权利拥有贵族财产，并创立代理继承，享有与财产相应的狩猎、司法权以及教堂赞助权。而那些资产者，因为特殊的原因而获允占有贵族的财产，也只能享有极为有限的权利和荣誉。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在规定的极为严格的范围内，享有与所占有的相应财产所带来的权利与荣誉。当贵族的财产完全被资产者占有以后，只有资产者的第一继承人，才能继承资产者的财产。除此之外，资产者不能将贵族的财产遗留给继承人。如果资产者没有这样的继承人，或者贵族没有继承人，那么资产者死后的财产，必行进行公开的拍卖。
在这部法典中，有关政治方面的刑法，是其最有特色的部分。
对于我上文概述的封建专制部分，弗里德里希的继任者弗里德里希—纪尧姆二世一概置之不理，却认为他的叔父在这部法典中具有革命的倾向性。因此，他一直不肯发表这部法典，直到1794年为止。他之所以同意发表，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这部法典中蕴含的有害原则，可以尽数被那些出色的法律条文所校正。
这些完美全面的刑法条文，人们不但从法典颁布之后没有见过，而且也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的刑法条文。携带火器，是不被允许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比以往受到的监督更加严格和专横。一些娱乐活动，比如舞会、化妆舞会以及其他娱乐项目，都被宣布成为公开的集会。如果有人要举办这些活动，或者在公众场合聚餐，必须得到警察局的批准。对于那些具有危险性的读物，禁止人们购买或者散发。非但如此，对于作者的行为，那些印刷、出版和发行的人，也是要负责的。对于反对政府的起义和密谋，法典规定必须严惩不贷。甚至于，对于政府法律的一些批评和职责，也在被严厉禁止和惩罚的行列。
此外，这部从中世纪取材接近一半的法典，还包括另外一些内容。与社会主义的信条相比，这些内容所体现出的中央集权制的极端精神与之十分相似。比如说，法典明文规定，对于陷于贫困的公民，国家必须建立专门的设施帮助他们。对于那些没有能力维持生活，以及没有权利获取领主和公社救济的人，由国家来帮助他们，为他们解决吃饭、住宿以及工作和薪酬等问题。还有一点，如果有些基金鼓励民众好吃懒做，国家一旦发现它们，就有权力取缔它们，并将它们所拥有的钱财，直接分发给穷困的人。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法典，处处体现着一种特点，那就是，实践上小心谨慎，理论上锐意创新。对于提倡免除苛捐杂税的地方法律，法典允许它们继续存在。然而，它又在另一边大肆宣传，每个人都必须平等地交税，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则。对于君王与臣民之间所发生的诉讼，国家必须按照一般诉讼的形式和规定进行裁定。可是，当实际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即他人的情感或利益与国王相违背时，上述规定就没有办法实施。对于桑苏西堡的风车，几乎人人都赞赏有加，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但是，在其他的很多场合之下，人们却又悄无声息地做着破坏法律的事情。
对于法典的公布，普鲁士的民众似乎没有一点儿反应。由此可见，这部法典并不像外表上展示给人们的那样，革命的地方很多。事实上，与之相反，它几乎没有什么革新。因此，研究这部法典，对于我们了解18世纪末期德国这部分地区的社会现状，并没有多大的用处。那时候，唯有法学家才去研究它。就算是在今天，对于许多开明的人士来说，它也是比较陌生的。
第38页，第4行
德国农民地产主的财产这里曾经有很多自由的农民地产主，但是他们的家庭财产总是受制于一种永久性的限定继承制。无论一个家庭拥有什么样的土地，它们都是不能进行分割的。家庭中，只有一个儿子可以成为唯一的继承人。一般说来，这样的继承人是家庭中最为年轻的那个儿子。这种确认继承人的习俗，在英格兰的某些地区也较为流行。继承人确定之后，他的唯一义务就是，给自己的兄长和姐妹们，提供一定的资产和嫁妆。
在整个德国，农民继承财产的情况，普遍地存在着。那时候，没有一处土地，不是在封建制度的控制之下。甚至在西里西亚，贵族阶级至今还占有大量的地产，其中包括大量的村舍。当然，有一些村舍被当地的居民完全占有，并不受贵族阶级的控制。在德国的某些地区，比如说蒂罗尔州和弗里西亚州，农民继承得来的财产，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
然而，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像这种形式的财产是一种例外情况，它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其他地区。在乡村，这种形式的资产偶尔也是可以看到的。在地位卑微的地产主当中，如果谁能拥有这种形式的财产，那么，在别人看来，他的社会地位就与贵族相差无几。
第38页，第19行
关于有息贷款的法律怎样促进了土地的划分有息贷款，不管其利率如何，都是法令所禁止的。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期，这种法令始终是有效的。蒂尔戈曾经向人们表明，这样的法令在1769年的时候，仍旧存在于很多地区。他还补充说，这些法规继续残存于法典当中，尽管它们时常遭到人们的违犯和亵渎。对于这种收取利息的贷款，领事裁判是默许的，只要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然而，普通法院却谴责这种做法。很快人们发现，许多奸诈的债务人造成了很多刑事指控。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与自己的债权人相对抗，理由是债权人贷款给他们之后，那部分资金没有发生变化。
这些法规不可避免地将会对国家的商业产生影响，此外，在多数情况下，它们还会对国家的工业、土地的划分和占有，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不管是土地，还是其他形式的财产，与它们相关的数额巨大的永久性租金产生了。以往，在需要的时候，古老的地产主总能借到钱财。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出卖他们的一小部分地产，借以换取一部分的现金和一部分永久性的租金。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土地不断被划分，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占有小规模土地所需要的费用。
第41页，第21行
教堂的堂主占有封建税收。1753年建立的法国瑟堡大教堂，便是诸多例子当中的一个。
这座大教堂在这一时期拥有贵族的大量租金。它们以现金的形式或者以实物的形式，存在于瑟堡城的所有教区。那时候，一个教区每次收缴的实物租金，主要是306蒲式耳重的小麦。这座教堂拥有圣日内维吾山领地、下杜鲁莱的贵族领地和磨坊以及诺伊维尔太子港平原。教堂将这些地区重现整合，至少划分为10个联盟区。除此之外，教堂还从许多半岛上的教区收取什一税。在那里教区里面，有些距离是非常遥远的。
第44页，第4行
任何长期处于领导地位的机构，当它在自己的领地内建立起来后，就会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将其延伸至领地的范围之外。这情况一直发展下去，直到它终于可以对法律的结构施加不小的影响为止，尽管它在这种法律结构中，权力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尽管在政治法律面前，封建体制已经不再强势，但是它还是有力地改变着民事法律、个人所有权的地位以及与人们私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通过不公平的地产划分方式——在诺曼底某些省份的一种接近中产阶级下限的划分标准，封建体制深刻地影响着遗产的继承。封建体制的影响波及所有的土地财产，尽管已经没有什么土地适用于它的管理标准，并且土地的所有者也不再受封建法律的约束。封建体制不仅会影响到个人财产所有权，还会影响到市政当局的财产所有权。通过征收费用，封建体制与国家的工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由于封建体制采取不同的征税，国家工业的收入通常受到其影响。非但如此，一切与金钱利益相关的个人事务，也受到它的影响：地主为其缴纳税款、租金，并付出相应的劳务；通过专卖权、土地租金以及土地变卖金等方式，它影响着农民的生活；商人和交易者为其支付市场费和通行费，等等。通过摧毁封建制度，大革命使其自身的存在明显可见，也正因为如此，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个人的利益才逐渐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第52页，第22行
国家慈善事业的偏向性
1748年，国王下拨了2万磅粮食。那年发生了大饥荒，这种饥荒在18世纪总是发生。教会里的大主教宣称他已经得到了帮助，并且只有他才能帮助人们，不过这种帮助仅仅局限在他的教区之内。区长（使臣）
却认为粮食应该分配给所有税区，并且教区也应该由他来分配。双方争执了很长时间，最后国王为了平息争端，将粮食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大主教和区长一人一半。双方都同意了这种做法，并且协定教区由大主教负责。这件事牵连很广，连贵族和议院都牵涉其中，从区长和议会长的来往信件（主要是区长的信件）中，大致可以看出，大主教希望粮食只发给他管理的地区，最好是大多数粮食都派发到蒙提斯班侯爵夫人所在的教区。此外，在相同的档案中，还有一些信件是来自大贵族的，他们要求将粮食派发到他们所在的教区；还有一些信件是来自议员的，他们在信中特地指出了某些人所在的教区。
第52页，第27行
区长的权利：制定行业规范
区长的档案袋中塞满了工业规范的相关文件。
工业在那段时间不仅受到了国家机构与行业协会等机关的影响，也受到了政府随意性的影响，这种影响起作用的形式，通常是借由国王议会作出的决议，以及区长们制定的法规实现的。有这样一个发现，就是区长总是不厌其烦地关心如何测算布匹，如何选择纺织物，以及如何避免在制造过程中出现纰漏这样的问题。在他们手下工作的人，除了他们的副代表，就是本地的工业监察人员。从这方面来说，集中控制的情况要比现在更加普遍，也更加随意和自由。不过，它导致了政府官员数量的迅速增加，也助长了人们的服从性与各种各样的依赖性。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习惯最初是被灌输给资产阶级、重商人士以及商人的。这些习惯没多久就取得了胜利，而不是成为被打败的一方。因此，革命，不是在摧毁人们的习惯，而是保证它们的优势，并加以扩散。
前面那些文字是我通过阅读大量信件，以及一些以《布匹及化学品的制造与研讨》为标题的机密文件得出的结论。这些都可以在法兰西岛监管的档案中找到。在相同的档案中，包含着繁复、翔实的调研报告。这些报告的来源是，调查员走访制造商所得，目的是保证那些为制造业制定的规范，能够被确实地遵守。除了这些，还有各种行业规范，这些规范是在区长授意下，由议会签发的，包括禁止什么和允许什么，例如某个地方允许制造什么，禁止制造什么；哪种纺织物可以制造，哪种纺织物不允许；可以通过哪种方式制造，不能通过哪种方式制造。
在检查人员的观察报告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种想法，显而易见地透露出一种对厂商明显的轻视：让厂商们克尽其职是国家的权利和义务，这不仅符合公众的利益，也符合厂商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迫使制造商采用最好的方法，并讨论自己手艺中最小的细节。同时检查人员公布了大量的违规者，并对他们进行了数额巨大的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