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关于朗格多克的情况，同样适用于1779年和1787年的各省议会，特别是上基耶纳省议会。该省议会中的神职人员在参政时表现得最开明、最积极也最豁达。罗德兹主教还建议将议会召开的全过程向公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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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一点，在民间的社会关系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却未能将自己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依旧存在。除此之外，那种曾使贵族和平民保持紧密关联的东西也没有消失。尽管这种状况存在于民间，但政府也能间接感知其造成的后果。虽然被这种关系连在一起的民众已经组成了不规则且无组织的群体，但政府依旧很难控制他们。当大革命将这些社会关系毁坏，却没有在原有社会关系的遗址上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时，就为奴役和平等创造了相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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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某些专制独裁之举时，法院表达自己的方式示例
从1781年巴黎区区长提交给总审计长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每个教区有两个理事已成了一种惯例，其中一个由当地居民在副代表主持的会议上选举出来，另一个则由区长任命，负责监督前面那个理事。吕埃教区内的两名理事曾发生争执：被居民选举出来的理事拒绝服从被区长任命的理事。区长说服布里德耶公爵将由居民选举出的理事监禁在拉福斯15天，这名理事在被正式逮捕之后遭到撤职，由别人取代了他的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最高法院一收到被监禁理事的请愿书，马上提起了诉讼。诉讼书中说，上诉人遭到监禁，其由民众选举获得的职位也被撤销，这样的做法只能被视作“专制独裁之举”。但是关于这份诉讼书，我一直未能找到更准确的记录。在那段日子里，正义的言论在某些情况下惨遭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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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制度时期，知识分子和富有阶层并不在被压迫和被征服之列。实际上，他们之中的所有人，包括资产阶级在内，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因为王国政府根本不敢将这些阶层驱逐到自己外面去，也不敢伤害他们。王国政府几乎一直持有这样一种观点：有必要让这些人屈从于自己的恩典之下，以使他们对自己保持宽容态度，或是消除他们的反对意见。公平地说，在相同的情况下，相较于英国人，18世纪法国这些阶层的成员往往能更容易反抗政府，并强迫政府服从他们的利益。很多情况下，在面对相同类别的问题时，相较于英国政府，法国政府会感觉自己在前行过程中有必要表现得更加小心谨慎。将独立和自由混为一谈是一个错误，没有什么比一个自由公民更独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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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众多村民之中的一个例子，我发现了租赁给那些在马耶讷区的农户的租赁原则。这些农户被看做是卑微的佃农。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且还要付出他们的所有，甚至连生活必需的工具都要被迫上交。很显然，这些农户没有义务对限制他们自由的封建地主阶级这么宽大仁慈。这些玩弄封建主义的地主阶级的手段比中世纪时期更加严酷、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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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例子。
在蒙巴宗的居民都包含在国王德罗汉拥有的直辖领地的管理者们名单里。尽管这些管理者只是贵族的代表，但是这个国王（当然是非常富有的国王）不仅终止了这样的权利滥用，而且获得了5344个里弗尔15苏的赔偿。曾经这些赔偿只给国王一个人，但是现在转给了当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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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是牧师用租金的手段使那些本应聚集在一起的内心孤立的人们分开。
诺塞亚教区的牧师声称本教区的人们应当修整他的谷仓和印刷厂，并要求用地方税弥补所造成的损失。这里的管理者回答说当地居民只是被要求修牧师所管辖的区域。谷仓和印刷厂仍归牧师掌管。比起他的牛群、羊群，牧师更关心他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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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路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有两种：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种是无偿的劳动力，他们负责主要的工作，需要付出的就是自己的力气；另外一种相对比较次要的就是普通的赋税，它可以让桥梁公路工程局保证这项工程的工作有效进行下去。享有特权的领主们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对这些工程更感兴趣，他们不用服徭役，更有甚者，当把桥梁和道路税跟人头税一起征收的时候，他们可以再次得到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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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尔戈所描绘的那些损失和负担让那些受到奴役的劳动力被迫去运送军用设备，从我所翻阅的资料来看，他的记述好像并没有夸张。另外他说，这种措施的第一个缺点就是，这副重担的分派非常不公平。一小部分教区因为它们的位置而容易被选中，差不多沦为了它的全部依赖。被波及到的教区之间的距离通常是5~6里，有的甚至是10~15里，转一圈下来的话需要三天的时间。而摊派到那些领主身上的份额只占所有花费的五分之一。在夏季基本上总是需要那些义务劳动力的，即使是在农忙的时候。那些牛几乎总是因为劳动而疲惫不堪，并且总是生病，因此很多领主都宁愿选择缴纳15或者20里弗尔，也不愿把自己的一辆车和四头牛贡献出去。到最后，欺凌行为就不可避免地流行起来：农民们总是暴露在士兵的武力之下，官员们的要求总是多于他们所应得的。经常看到士兵们吆喝着把马匹套在马车上，而他们则坚持坐在已经满载的马车上。也经常看到他们因为牛的速度缓慢而急不可耐，然后用他们的剑去刺牛，而农民们看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些事，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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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18世纪哲学的特征，就是热衷于人类的理性，对理性的能量有着无穷的信任，然后以此为凭就能去任意地改变规则、法令条文以及习俗。我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一下精确的解释：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哲学家当中的某些人对整个人类的理性并不热衷，而是热衷于他们自身的理性。他们对集体理性的不信任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人。我能够列举出很多例子，他们轻视人民就像轻视悲悯的上帝一样。对于上帝，他们像对待敌人那样傲慢；对于人民，他们则像突然高人一头那样自大。对于他们来说，谦恭地顺从多数人的选择，就像顺从上帝的选择一样，是无法忍受的。这跟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表现有天壤之别，那里的人们对多数人的意见是相当遵从的。在那些国度，理性自己虽然很自信和骄傲，但是从来没有表现出野蛮，所有理性为民众带来了自由；反观这里的理性，只是创造了一些崭新的压迫制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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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回忆录里面是这样写的：“班得瑞尔、伏尔泰、霍布斯、科林斯、萨弗茨勃利、博林布鲁克等等，这些伟大的人物让宗教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们自省那些向来被他们盲目热衷的事物，理性击败了神性，人们开始摒弃那些自己一直以来都毫不怀疑的神话，自然神论[4]吸引了一大批信仰者。如果说伊壁鸠鲁主义[5]很大程度上损伤了异教徒对模范的信仰的话，那现在自然神论也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损伤了我们的先人对犹太教思想的信仰。观念自由在英国流行开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哲学的发展。”
从以上的这段文字里可以发现，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写这些话的时候，也就是在18世纪中期，还在认为英国是无神论主义的发祥地。从里面我们还能有一个让人更加惊讶的发现：一个对社会科学和治国之法最为通晓的君王，看上去好像并没有质疑宗教在政治当中的作用，他的导师们在思想上的偏差，使得他思想上的本质得到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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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最后阶段，法国展现出的这种先进思想，在同样的时间里也可以在整个德意志看到，并且各个地方都顺带出现了变革政治体制的意愿。我们可以看一下某个德国历史学家所描绘的那个时候在德国发生的一些事情。
他说：“18世纪后半期的时候，新时期的思想渗透到了教会领地当中。在那些地方，人们开始进行变革。技术和包容流传开来并深入人心，那些在大国里已经占据优势的开放的专制制度，在德国也开始崭露头角。或者可以这样说，在18世纪的所有时间段里，在那些教会的领地中，都没有出现过可以跟法国革命之前几十年里的君主那样优秀并让人景仰的人物。”
一定要看到，人们所描述的这个场景像极了法国在那个时候所出现的画面：改革和前进活动在同样的时间里发展起来，最应该实施统治的人出现在了大革命即将毁灭所有的时候。还有一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德国在这一方面的所有特征都被纳入到了法国的文化和政治活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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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人的司法立法当中可以得到佐证，虽然政治体制有着很多附加的弊端，但是并不会对人们达成建设体制的时候所定下的主要目的构成影响。
虽然有的国家政治制度的附加部分还不是很完美，但是只要那些制度所遵守的法则，也就是思想非常有活力的话，那么这些国家也就都有了蓬勃发展的力量。这样的情况在考察上个世纪的英国司法制度的时候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这方面布莱克斯通为我们提供了证明。
先来看这些，在英国，人们找到了两个让人瞩目的不统一的地方：
1。各种各样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