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墨子·贵义》。
[231]《道德经·十九章》。
[232]《正蒙·诚明》。
[233]《答张横渠先生书》。
[234]因此，某些理学家如陆象山反对把天理人欲对立起来，明清之际的李贽、王夫之、戴东原更大讲理欲为一，痛斥理欲之辨，细究之，莫非言辞之争，实无关宏旨。
[235]《朱子语类·十三》。
[236]《胡子知言疑义》。
[237]《传习录·下》。
[238]《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
[239]《传习录·下》。
[240]《传习录·下》。
[241]《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242]《传习录·下》。
[243]《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244]《传习录·下》。
[245]《传习录·下》。
[246]《传习录·中》：《答聂文蔚》。
[247]《传习录·下》。
[248]《皇极经世观物内篇》。
[249]《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
[250]见《l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第48页。
[251]见《l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第48页。
[252]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25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7页。
[254]均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页、第80页。
[25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8页、第82页。
[25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8页、第82页。
[257]人们至今仍在试图给自由挑选一个类似的抽象定义。弗洛姆认为，自由分为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后者是指摆脱束缚，前者则是指“自由自在”（见《逃避自由》第50—51页），只有它才是真正的自由，“积极的自由在于全面、总体的人格的自发性活动。”（同上第333页）但什么是“自发性”？用他的话说，自发性是“自我的一种自由活动”（同上第334页）。这样一来，他用自发性来规定积极的自由就成了一个循环定义，等于说，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自由的（自发的）。
[25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8页。
[259]今道友信：《美学的现代课题》，载《美学译文》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4页。
[260]见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261]《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35、554页。
[262]《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35、554页。
[263]叔本华本人是从印度和佛教哲学中汲取这种东方精神的。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种学说与中国道、禅的“无意志的自由”相类比。不过在叔本华这里，“自然的王国”是必然王国，它没有自由，只有“天惠的王国”才是自由的（见上引书第554页），这与中国人将自由等同于自然、等同于必然是大异其趣的。因而叔本华把生命看作痛苦和有待超越的，中国人则把生命视为珍贵的和应予保养的，叔本华否定意志是为了逃向彼岸世界，中国人否定意志则是为了和现实妥协，这两者是根本不同、不能混为一谈的。
[264]尼采：《权力意志》，转引自《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810页。
[265]《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71页。
[266]让·华尔：《存在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9页。
[267]转引自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268]席勒曾在诗中讽刺康德“为义务而义务”的矛盾：良心的疑惑我愿意为人效力，可是——唉！——我对他们有所偏爱。这时就有一个问题折磨着我：我是否真有道德？解决这里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尽力对他们蔑视，而心怀憎恶，去做义务要我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