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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庆典正在这个山谷里举行。她没再阻挡我的手，任其猖狂推进，抚过光滑的肩头，拨开乳罩的扣子，伸向她不算太大的**，还有结实丰满的腿（像男孩子的），两腿间的须毛（好像不该有）……在一片花生和红薯的成熟气息里，月亮是我们的，群山是我们的，满天挤眉弄眼的星斗也统统是我们的，一下倾倒在我们下面，一下又翻升在我们上面，天花乱坠，叮叮当当，咣当咣当。
紧要时刻却出了状况，我有说不出的沮丧。
“没关系，你可能太紧张……”
“怎么会呢？”我急出了一身汗。
“你累了……”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今天特地多吃了两碗。”
“那就是我不好。”她把头埋在我臂膀里，声音透出某种绝望。“你说你不在意，实际上你还是……”
我的汗水更多了，“胡说！这与你没关系。”
“肯定有关系，肯定。”
“我肯定行，我不可能不行，我今天还非行不可……”但事情往往是这样，越急越乱，越乱越糟，我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向自己下达一道道命令，逼迫自己全身动员雄风大振投入决战，但最后还是无功而返。这真是让人颜面扫地。我长叹了一声，懊丧地坐起来，抽燃一支烟。
“不要紧。就这样吧。这样就很好……”她抓住我的一只手，舌头在我肩上轻舔，大概想舔掉我的焦躁和愧疚。
**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我们只能用抚摸相互安慰，于是我知道她身上有不少瘀痕，据说一碰就青一块，不容易消退，干起活来便不免防不胜防。她整个身体几乎是一件易碎的青花瓷。
其中还有一道伤疤，据说是她五岁时留下的。当时三个男孩欺侮她大姐，她冲上去挡在前面，被一个男孩推倒，扎在一个破酒瓶上。这就牵出了大姐的故事。大姐是她一直崇拜的女王。不过令人稍觉纳闷的是，自大学毕业分配到外地，大姐几乎没有给她写过信，甚至没回过信，就像忘记了这一个妹妹。
也有没忘的时候。有一次春节探亲，大姐与大姐夫说起他们的新婚准备，说到他们置办的脚踏车、缝纫机、手表，算是有个大概了，唯一的遗憾是尚缺一台收音机。大姐搂住她笑了笑：“楠楠，你那个收音机给我吧。你在乡下当农民，反正也不需要知道什么国家大事。”
“没问题。”马楠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她为大姐的婚事高兴，一心想让大姐的婚事更圆满，一台收音机算什么呢？不过，大姐两口子拿到收音机时的相视一笑，让她觉得不无奇怪。他们在交换什么眼神？他们似乎预谋过什么，会意了什么，不然为什么要偷偷交流一下成功的喜悦？直到很久以后，马楠才惊讶地得知——总是晚一拍地得知，他们双双享受的大学毕业生工资，每月五十二，比自己阔太多了。马楠还听说他们已阔绰得玩起了照相机和草原旅游，这才稍感一点刺痛。没错，妹妹是个农民，一个低贱的农民，不配照相机也不配草原旅游，甚至不配听一听收音机里的国家大事，但妹妹就愚蠢得需要你们机警地交换眼神？需要你们躲躲闪闪地努嘴唇或支眉毛？就不能坐在你们身边，听你们大大方方爽爽朗朗地说一下婚事？
夜很长，二姐的故事也进入话题。她二姐这一段火气大，对马涛气愤不已，几乎闹到公开声明脱离关系的程度——其实以前家里也常这样。父亲一直鼓励子女们大义灭亲，站稳革命立场，不可把有些人当作同情、礼貌、尊重的对象。他禁止孩子们去看望一位姑姑，不就是这样吗？他禁止孩子们谈论那位当过举人的爷爷，不也是这样吗？到最后，听说马涛在学校里痛斥自己的父亲，积极靠拢组织，父亲反而高兴了好几天。身为一位旧税务官，如果儿女们都能警惕他，反对他，背叛他，远远离开他，反而会让他更高兴呢。儿女们践踏自己因而走上光荣的革命大道，父亲有什么舍不得？
不幸是的，儿子成绩再好，思想上再进步，最终还是就读一个民办中学。要不是全国的大学这些年都关闭，大家都彼此彼此了，否则儿子看着别人读大学，可能会更难受吧。
父亲就是马涛出事后病重去世的。因此，二姐更有理由埋怨马涛，认定他们如果懂事一点，不那么瞎闹，父亲也肯定要多活几年。眼下好，全砸了，天塌了，她马榕在学校教师群里也抬不起头，获奖和晋级统统泡汤。
说到气愤处，她又抱怨这个家不像个家，阴风习习的，一进门就是进了冰窖。她前不久过生日，家人居然没有一句生日祝贺（马楠事后怯怯地想起，自己过生日也从未收到过二姐的问候）。再说啦，母亲是她一个人的吗？其他人都在哪里？什么时候回家来帮过母亲一把（马楠事后想来想去，觉得自己确实出力不多，但母亲的棉衣、棉鞋、棉被不都是自己在乡下置办的）？
这一天，二姐得知马楠的一位同学，有个父亲是火车站票房的，让她去买一张卧铺票。当时火车票特别紧张同，卧车票更是。马楠好容易把事办成，兴冲冲赶回家，不料二姐一见票便沉下脸，“上铺？”
“上铺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行，我这是给校长买的，怎么拿得出手？”
马楠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