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这样的木瓜，抓进鬼子的宪兵队，肯定第一个毙了！”有人对他的智商也大生怀疑。
他被乘警带走，供认不讳，自证其罪，据说在终点车站外挂一个“流窜犯”的纸牌，与其他盗贼、骗子什么的一起，面对广场示众三日，算是折抵车资接受惩罚。
几个伙伴去接他回家时，他不知在哪里睡过，与一些什么家伙亲密过，头发结成了块，身上冒出一股浓浓的溲味，脸上好几处红包，大概是跳蚤的作品。但他不大在意，见到伙伴时兴冲中的第一句话却是：“告诉你们，我知道维特根斯坦错在哪里了。”
你说什么？大家如同听到火星语。
“何胖子根本没读懂，他对怀特海的解释也纯属胡扯！”
他是不是被关出病来了？
他把包丢给伙伴，说自己这就去找何胖子。旁人问了半天，才知道他要与那位化工厂的锅炉工就欧洲现代哲学一决胜负，不杀个人仰马翻决不收兵。
“你先回家洗个澡吧？”马楠急得要哭了，“你看你身上臭成什么了，一身臭气也不怕熏了别人？”
“我臭吗？”
“你自己就没鼻子？”
“哦，哦……”
他愣了一下，这才注意到，自己确实成了一颗毒气弹，便没再说什么，心有不甘的随妹妹回家。
多年后，他已远在太平洋的那一边，音信渺茫，相见时难，但还是不时闯入我的思念。马涛同志，我得感激他在我最阴暗的岁月，在我父母倒霉的那一段，也是很多熟人避开我的那一段，经常与我散步地头，接纳了这位倒霉的妹夫，兄长一样的热情鼓动，填补了我的空虚，给了我温暖。我得感激他引我走上了知识之途——尽管他的不少说法后来也让我生疑，尽管他后来对我耐心渐少，刻薄之语让人受不了，动不动就疾言厉色，恨不能朝我屁股上猛踢一脚。“你猪脑子呵？”“怎么连这个都不懂？”“你怎么还不去一头撞死？……但我还得承认，他是第一个划火柴的人，即便是一个冷血教官，也点燃了茫茫暗夜的一盏灯，照亮了我的整个青春。
书是一个好东西，至少能通向一个另外的世界，更大的世界，更多欢乐依据的世界，足以补偿物质的匮乏。当一个人在历史中隐身遨游，在哲学中亲历探险，在乡村一盏油灯下为作家们笔下的冉﹒阿让或玛丝洛娃伤心流泪，他就有了充实感，有了更多价值的收益，如同一个穷人另有隐秘的金矿，隐秘的提款权，隐秘的财产保险单，不会过于心慌。
这样，从毛泽东的《实践论》，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从左派烈士格瓦拉，到右派好汉吉拉斯，我就是在马涛的一根根火柴照亮下，一步步走过来了。借来的、抄来的、偷来的书塞了满脑子以后，我甚至像圈子里的各位学长，差不多长出了一张马涛的嘴，动不动就“我以为”或“倘如此”（鲁迅常用语），动不动就蹦一个“逻各斯”或摔一个“布尔乔亚”（“逻辑”或“资产阶级”的旧译），说话口气回到手摇留声机时代，回到繁体字和长布衫的时代，暗示自己的学养根底非常了得。
不好意思的那一次，就像大家嘲笑过的，一听到马涛推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我甚至立刻跑到书店，一进门就大喊：“买一本幼稚病”——显然是自己未能记住长长的书名。
一位营业员愣了，“你看病？走错门了吧？”
“不，我是要买书。”
“那你上二楼看看，治病的书在那里。”
“幼稚病不是病，是左派。”
“左派？我们都是左派，革命左派。你从哪个螺蛳壳里拱出来，敢说我们……有病？”
我可能真是记错了。那么到底是左派的幼稚病，还是幼稚的左派病？是青年近卫军的幼稚病，还是铁道游击队的左派病？……我把读过的几本小说里扑腾好一阵，却越想越乱。书店老头取来的几本幼儿书，当然也是离题万里。我只得红着脸悻悻地离去，让几位营业员在我身后面面相觑。
出门后居然遇到小安子。她是来买手风琴教材的，听我说完忍不住大笑，伸出一个指头在我眼前晃了晃，“喂，几个指头？”
“一个么。”
她加上一个指头，“这是几？”
“你什么意思？”
“我要看你是不是脑膜炎。”
“你才脑膜炎呢。”
“你不会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吧？小菜瓜，告诉你，有些狂人就是飞蛾扑火，充其量是一点飞蛾之志。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她翻一个白眼，扬长而去。看来她是知道一点我们读书小组情况的，也略知来来往往的马涛是谁。但像大多数朋友一样，她对此不以为然，而且嗅出了某种不祥。不幸的是，他们的嗅觉其实很准，很快就得到了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