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及东亚文学的可能性
——答韩国汉学家白池云
白池云：您好。这次能请韩老师来做一个对话，觉得非常荣幸。您深刻的思想和不断的实验精神，对于面对文学危机的韩国文学界来说，也许将提供不少启发。
韩少功：我也很荣幸。
白池云：这次访韩应该不是首次了吧。您对韩国的印象怎么样？和韩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有不少的交流吧？
韩少功：这是第二次来韩国。十年前我接受瑞南财团的邀请来过，与韩国作家们交流不是那么多，但学者见了不少，像崔元植先生、白永瑞先生，还有其他一些老师。首尔这个城市很大，管理得很好，充满活力。这里与中国没有多大的时差，食品口味也接近，所以对于我来说有一'种在家的感觉。
白池云：老师是湖南人。湖南和韩国的菜有点相近吧？
韩少功：他们问我能不能吃辣，我说，肯定能吃。
白池云：一般韩国人不知道，湖南菜比韩国菜辣得厉害。还有，湖南出了不少有名的现代文学的作家，像丁玲、田汉……
韩少功：还有沈从文。
白池云：对。我去过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很漂亮的小城。学生时代我在读他的小说《边城》时，不太理解在二三十年代中国那么严酷的环境下，怎么会产生这样一幅画儿似的作品，但到了凤凰，疑问就自然消解了。小说里的布景就在现实中。听说，老师您也在湖南乡下居住？
韩少功：已经十一年了，每年有半年住在湖南的汨罗市（县）。那里有一条汨罗江。
白池云：就是屈原投江的地方。
韩少功：我这次就是从汨罗来。从汨罗开车到长沙，有一百二十公里。长沙现在有直飞首尔的航班，但我不知道，还是在上海转机，多费了一些时间（笑）。
白池云：老师是因什么契机回到汨罗江那边去了？
韩少功：十一年前，我要辞职，我的工作单位不同意，最后是双方谈判，各让一步：我不辞职，但他们每年给我半年自由。这样，我就可以阶段性地待在乡下了。我觉得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劳动，出点汗，接近大自然，对健康也有好处；二是脱离知识分子这个圈子，换一个环境，了解社会底层的生活；三是节省一些时间，因为你在乡下可减少应酬，没有那么多饭局和会议。
白池云：我看到《山南水北》照片中您家附近的自然风景，那个很大的湖，感到很羡慕。
韩少功：下次欢迎你去我那儿走走。
中国文学的大体方位
白池云：谢谢。那我们从现今的中国文学谈起吧。近来，中国作家的写作非常活跃，韩国图书市场上的中国文学虽不能说特别红，但二〇〇〇年以后推出了不少译作，渐渐有了影响。余华、苏童等获得了一些程度上的读者注目。但问题是，韩国读者不大理解那些作家在中国文学地图上站着什么位置。再说，韩国读者对中国的现代以来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没有成熟的了解。因此，我想先请老师讲一讲，您如何看待现今的中国文学？有多大成就？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韩少功：简单地说吧，大概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十年到十五年之间吧，是文学在中国特别热闹的一个时期。那时候我们一本小说很容易卖到五十万册。
白池云：那么多？
韩少功：当时刚刚结束“文革”，大家有一种文学的饥饿感。没有电视和网络，报业也不太发达，文学成了中国人的主要娱乐。到了后一个阶段，比如九十年代后期，文学出版开始出现商业化，畅销书多了，但其中大多是色情呵，暴力呵，小资时尚呵，品质出现下降。还有一些实用类的书，用英文叫“HOWTO”一类：怎么炒股票，怎么谈恋爱，怎么出国留学，等等。这样，通俗读物迅速变成了主流，加上电视和网络的巨大冲击，文学就变得非常小的一块了。用苏童的玩笑话来说：我们的读者是一个零一个零地在减少（笑）。
在这一小块儿里，如果要大致分分类，我不妨用几种颜色来说。第一种，黄色的，是指那种商业化的畅销书，属于吸金功能极强的。第二种，红色的，是指官方特别支持的，大多正面表现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第三种，黑色的，是指那种特意写给西方人看的，按照西方胃口来订制，包括某些刻意包装的“地下文学”，便于在西方媒体那里做宣传。最后一种，所谓白色的，是指比较纯洁的，接近我们“纯文学”这样一个概念。你说的莫言、苏童等等，艺术和思想上有探索的作家，都算是白色的吧。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粗略的划分，不一定准确。
白池云：现在中国的畅销作家是哪一些作家？
韩少功：韩寒、郭敬明是很畅销的吧。还有些畅销书，你们大概也不会翻译过来，比如有一个叫木子美的女作家，专写**，在中国很有名。还有一本《上海宝贝》，也曾风云一时。
白池云：《上海宝贝》，韩国有翻译。
韩少功：据说中国去年一共出版了长篇小说六千多种，平均每天有十来部出版。这个数量大得吓人。但另一方面，文学与普通人的关系似乎却越来越远。我曾在某大学问一些文学研究生，读硕或读博的，问他们是否读过《红楼梦》，结果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举手。我又请谁读过三本以上法国文学，结果举手的依然很少，大概不到三分之一。这个事情如果放在“文革”那种比较禁闭的时期，也是不可思议的。那时候很多中学生，随口说出十本俄国小说或十本法国小说，都不是太难。
白池云：这样的情况韩国也一样。像八十年代那样政治环境非常严格的时候，文学倒很丰饶。我觉得，社会的苦恼和对文学的热情是偕行的。
韩少功：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潮流，挤压了人的精神空间，应该说是主要原因。以前的出版社也要利润，但只求一个总体上盈利，并不一定每本书都得盈利。可是现在不一样，普遍实行“单本核算制”，每本书都得挣钱，而且这个挣钱与编辑的利益挂钩，这就使很多文化生产胎死腹中。诗歌呵，学术呵，是最早的一些灾区。这种制度不是把文化向上引，而是往下引。在另一方面，电子网络的冲击也是一个技术性原因。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习惯于上网，因为这样既方便，成本也低。很多人甚至习惯于“一心多用”，一边听音乐，一边看股票，一边网上聊天。很多人逐渐丧失了沉静和深思的能力，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当然变得格格不入。
白池云：可是，从外面看来，好像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渐渐变高了。在此我说的世界主要是指欧美，但韩国、日本也越来越重视中国文学。
韩少功：确实，三十多年来，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西方得到大量译介。特别是在八十年代，西方把中国看成一个准盟友，共同对付苏联，所以对中国非常热情。当时中国与他们的贸易摩擦也少，经济上不构成威胁。欧洲和美国仍在上升时期，技术转型升级，全社会自信心很强，所以有一些不错的批评家、出版人以及读者群，对非西方的文化非常关注。不过，近年来这一情况好像正在变化，主要是经济摩擦与文化摩擦都在增加，让很多西方人不安。他们可能现在更关注中国了，但心情与八十年代已经有异。比如他们在八十年代对中国作家说，你们的写作一定要摆脱政治。但他们现在对中国作家说，你们离政治太远了，你们应该更激烈地同当政者对抗。这种变化为什么发生？
白池云：听到您讲的话，我感觉中国在八十年代已经是“去冷战”时期，但在我们韩国的实感中，八十年代还是冷战的延续。中国的“去冷战”比韩国来的早。
韩少功：那时候西方的主要冷战目标是苏联，不是中国。邓小平七十年代初到美国大受欢迎，美国《时代》杂志把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当作英雄介绍给读者。
白池云：当时中国也有跟美国联盟对付苏联的想法吗？
韩少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曾经很紧张，发生过小规模战争。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过联美抗苏的考虑。
白池云：这么看，反而到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反西方的情绪增加了。一九九六年《中国可以说不》出版。
韩少功：冷战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是亲美的。你说的《中同可以说不》，当时在知识界其实蛮孤立，甚至曾被官方查禁。但到了最近十多年，主要是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苏联解体、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等等，让中国的疑惑者越来越多。比如说西藏，很多中国人觉得汉族实行计划生育，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但少数民族可以多生，于是藏族人口很快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四百多万，这怎么是“种族灭绝”？西藏地区寺庙和僧侣的密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基督教地区，这怎么是“文化灭绝”？但西藏在西方人那里另有一种理解，是他们想象中的“香格里拉”，是这个堕落世界的最后净土，最美丽和最神圣的地方。你们把汉人的语言、饭店、机器、官员、军队送到那里，还在那里宣扬无神论，不是暴力和侵略吗？这样，西方人不理解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怎么想，中国人也不理解为什么西方人要那么闹。这样的摩擦太多，就导致了就像你说的，本来是少数派的声音，《中国可以说不》的声音，慢慢地变成一个强大的声音。美国皮尤中心的多次民调结果（PewGlobalAttitudes）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中国国民对本国的满意度一'度升至百分之八十八，远高于美国的百分之三十九，让很多西方人难以理解。这些数据在网上都可以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