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上午八点四十分，省委政研室小会议室。
林墨走进来时，房间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椭圆形的会议桌，主位空着，两侧是政研室的几位处长、研究员，还有徐海研究员——他看见林墨，微笑着点了点头。秦处长坐在靠窗的位置，今天穿了件深灰色羊绒衫，外搭浅灰色开衫，比平时少了几分官威，多了几分学者的沉静。
“小林来了。”主持会议的是政研室副主任，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干部，戴着细框眼镜，“坐吧，咱们今天不搞正式汇报，就是聊聊。”
林墨在秦处长身边的空位坐下。她面前没有准备厚厚的材料，只有一个小笔记本，一支笔，还有手机里存的几张幸福家园的照片。这是徐海研究员特意嘱咐的：“就带着你的心和那些真实的故事来。”
“开始吧。”副主任说，“小林同志，听说你做的那个社区项目很有特色，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林墨身上。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她面前的桌面上投下一道道光影。
林墨深吸一口气。她没有打开笔记本，也没有调出手机照片。她只是看着桌面上那些光影，轻声开口：
“最打动我的，是一个叫王秀英的大姐。”
她讲述了王秀英的故事——那个丈夫住院需要三四万手术费、孙子有自闭症倾向、住在老旧小区一楼的母亲。讲述了她是如何在项目初期充满怀疑，如何因为孙子小博的变化慢慢打开心扉，如何在家庭最困难时仍坚持每月捐三十块钱，如何在被五千块钱收买时选择了良心。
“她说：‘这钱我不能要。那个场地……是我孙子开始说话的地方。’”林墨的声音有些哽咽，“她说这话时，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我在很多居民眼里都见过——赵先生打磨秋千链条时，张大姐组织居民会议时，孩子们在木屑场上奔跑时。”
会议室里很安静。有人在记录，有人停下了手中的笔。
“我们常说‘以人民为中心’。”林墨继续说，“但在具体工作中，什么是‘中心’？是统计数据里的‘满意度’，还是王秀英眼睛里那种光？是汇报材料里的‘成效显著’，还是孩子们踩在木屑上发出的真实笑声？”
她停顿了一下：“我这半年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政策的温度，不是文件上的措辞，而是工作者手心的温度；治理的成效，不是报表上的数字，而是普通人脸上重新绽放的笑容。”
徐海研究员摘下眼镜，用指尖轻轻擦拭眼角。副主任点点头，没有评价，只是说：“还有吗？”
“还有。”林墨说，“我学到另一课——真实比完美更重要。我们的项目不完美，场地很土，设施简陋，维护要靠居民自己。但它真实。每一分钱怎么花的，每一块木屑怎么铺的，每一次会议怎么开的，都清清楚楚，经得起任何检验。”
她看向窗外：“也许在基层治理中，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完美’的方案，而是更多敢于‘不完美’但真实的实践。因为真实的东西，才能在泥土里扎根，才能在风雨中生长。”
讲述结束了。会议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然后副主任说：“谢谢小林同志的分享。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会议结束得很快。大家陆续离开时，徐海研究员走过来，拍了拍林墨的肩膀：“讲得很好。真实的声音，最有力量。”
秦处长一直等到所有人都走了，才站起身：“跟我来。”
上午十点半，省委大院附近的一家老茶馆。
茶馆开了二十多年，桌椅都是旧的，但擦得很干净。秦处长要了二楼靠窗的包间，点了两杯龙井。窗外是一条老旧的街道，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变黄。
茶上来时，热气氤氲。秦处长没有马上说话，只是看着窗外。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二十三年前。”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我三十二岁，在规划处工作，和你现在差不多年纪。那时候，我也负责一个社区改造项目——一个老厂区的锅炉房要拆，我们想把它改造成社区活动中心。”
林墨屏住呼吸。这是秦处长第一次主动讲述自己的过去。
“那个厂区有三百多户老职工，很多人一家三代都住在那里。”秦处长端起茶杯，没有喝，只是用指尖感受着杯壁的温度，“锅炉房虽然旧，但冬天大家在那里排队打热水，夏天孩子们在旁边的空地玩耍，是老社区的记忆中心。”
她的目光飘向远方：“我的方案很理想——保留锅炉房的外墙，内部改造成多功能活动室，旁边建一个小花园。预算一百二十万，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但我算得很细，觉得可行。”
“然后呢？”林墨轻声问。
“然后遇到了阻力。”秦处长的声音依然平静，但林墨听出了一丝细微的颤抖，“厂区要整体开发，开发商想拆掉锅炉房建商品房。我的方案挡了路。有人来找我，说只要‘稍微调整’一下方案，把锅炉房也纳入拆迁范围，我可以得到一笔‘咨询费’，而且保证年底提拔。”
茶凉了，她放下杯子。
“我没同意。我觉得我在做正确的事——保护社区记忆，满足居民需求，这有什么错？”秦处长苦笑，“后来我才明白，在有些游戏里，‘正确’不是最重要的，‘合适’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