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在创作侦探小说的同时，也翻译了不少侦探小说，如与程小青（1893—1976）、周瘦鹃（1895—1968）、严独鹤（1889—1968）等人合译《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中华书局，1916年5月初版）时，就负责翻译了第二案《佛国宝》（今译《四签名》），而且还为整个“全集”撰写了一篇“跋”，指出侦探小说具有一定科学启蒙的作用。这一想法，与晚清以降将小说视为“开启民智”的工具的思想不无关系。不过到后来，刘半农却又视侦探小说为“消极小说”。
1918年1月18日，刘半农出席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科第三次研究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的演讲，该讲稿后来刊于《太平洋》第一卷第十号。
演讲题目中的“消极教训”，是指“纪述恶事，描摹恶人，使世人生痛恨心，革除心”，刘半农觉得这也合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道理。这时，他在“消极小说”的种种流弊中提及侦探小说，是因为侦探小说中常涉及到犯罪事件和犯罪手法的描写，作奸犯科之人在阅读之后难免不会起模仿之心：
侦探小说的用意，自要促进警界的侦探知识；就本义说，这等著作家的思想，虽然陋到极处，却未能算得坏了良心；无如侦探小说要做得好，必须探法神奇；要探法神奇，必须先想出个奇妙的犯罪方法；这种奇妙的犯罪方法一批露，作奸犯科的凶徒们，便多了个“义务顾问”；而警界的侦探知识却断断不会从书中的奇妙探法上，得到什么进步；―因为犯罪是由明入暗，方法巧妙了，随处可以借用；探案是由暗求明，甲处的妙法，用在乙处，决不能针锋相对；―从前有位朋友向我说：“上海的暗杀案，愈出愈奇，都是外国侦探小说输入中国以后的影响。”我当时颇不以此言为然，现在想想，却不无一二分是处。
正因如此，刘半农才提倡作通俗小说时要多用“积极教训”―“纪述善事，描摹善人，使世人生羡慕心，模仿心”。
“五四”之前的刘半农，在通俗小说创作和翻译的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无论通俗小说、下等小说，还是民间文学，都有可供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只要能充分利用其“积极教训”的方面，对于新文学的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华斯比
2020年12月21日于吉林铭古轩
[1]本文刊于《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十二册。
[2]校雠（chóu）：校对书籍，以正误谬。
[3]射覆：原为一种猜物游戏，将物品藏在碗盆下，让人猜想，也用来占卜。
[4]辽夐（xiòng）：辽阔宽广。
[5]第一案《血书》，周瘦鹃译，载《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一册，今通译作《血字的研究》。
[6]界说：“定义”的旧称。
[7]工夫：工作。
[8]硁（kēng）硁：理直气壮、从容不迫的样子。
[9]方寸：指人的内心。
[10]掊（pǒu）：抨击。
[11]第四十四案《罪薮》，程小青译，载《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十二册，今通译作《恐怖谷》。
[12]第三十九案《獒祟》，陈霆锐译，载《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十册，今通译作《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13]第四案《红发会》，常觉、小蝶合译，载《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三册。
[14]第六案《弑父案》，常觉、小蝶合译，载《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三册，今通译作《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
[15]第十三案《翡翠冠》，常觉、小蝶合译，载《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四册，今通译作《绿玉皇冠案》。
[16]第二十三案《希腊舌人》，程小青译，载《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七册，今通译作《希腊议员》。
[17]第二十四案《海军密约》，程小青译，载《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七册，今通译作《海军协定》。
[18]第二十八案《壁上奇书》，常觉、天虚我生译，载《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八册，今通译作《跳舞的人》。
[19]第三十七案《情天决死》，常觉、天虚我生译，载《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九册，今通译作《格兰其庄园》。
[20]第四十三案《窃图案》，陈霆锐译，载《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十一册，今通译作《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21]第五案《怪新郎》，常觉、小蝶合译，载《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三册，今通译作《身份案》。
[22]第八案《丐者许彭》，常觉、小蝶合译，载《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三册，今通译作《歪唇男人》。
[23]第四十一案《红圆会》，渔火译，载《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十一册，今通译作《红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