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贱民的身体怎么这样结实！’他有些好奇地低头看着她说。
“我写这篇东西时困难重重，严寒刺骨，又怕给人发觉，把我关进漆黑一团的地牢。因而往下我只能简要地叙述了。我的思维没有混乱，记忆力也没有丧失，我和那两兄弟的谈话，字字都能记起，句句都能详尽叙述。
“她挨了一个星期。在她临终时，我把耳朵贴近她嘴唇，才勉强可以听到她对我说的片言只语。她问我她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她；又问我是谁，我也告诉了她。我问她姓什么，她没有回答，只是在枕头上微微摇了摇头，也像那个少年一样，不肯吐露她的秘密。
“我一直没有机会再问她什么问题，直到我告诉那两兄弟她已处于弥留状态，活不到第二天了。在此之前，虽然进那屋子的只有我和那个女仆，没有旁人，可只要我在那儿，那两兄弟中总有一个坐在床头的幔帐后面，小心提防着。到了这时，他们似乎不再怕我会跟她谈什么了，仿佛——我脑子里突然闪过这个念头——仿佛我也快要死了。
“我一再看出，最使他们痛心疾首的是，那个弟弟（按我的叫法）竟和一个农民，而且还是个少年农民比剑交锋，这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脑子里唯一考虑的是，这件事大大地辱没了他们的家声，实在太荒唐可笑。每当我和那弟弟的目光相遇，我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对我极其憎恨，因为我知道了从少年口中听到的一切。虽说他对我比那哥哥随和客气，但我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我也看出，在那哥哥的心目中，我也是个麻烦。
“我的病人在午夜前两小时死去了——照我的表，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间，几乎一分钟也不差。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她身边，她那年轻可怜的头无力地垂倒在一边，结束了她在这尘世上遭受的种种冤屈和苦难。
“那两兄弟正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等着，很不耐烦地急着要骑马出门。在我单独地守候在床边时，就听到他们用马鞭抽打着靴子，来来回回地走着。
“‘她总算死了？’我进去时那哥哥问道。
“‘她死了。’
“‘祝贺你，弟弟。’他转过头去这么说。
“在这以前他给过我钱，我一直迟迟没有接受。这时他又给了我一筒金币。我从他手中接过，放在桌子上。我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决定什么也不接受。
“‘请原谅，’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接受。’
“他俩交换了一下眼色，在我向他们鞠躬时，也对我鞠了鞠躬，于是我们就分手了，双方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我累极了，累极了，累极了——让苦难给折磨垮了。我用这只瘦骨嶙峋的手写下的这些文字，连再读一遍都没有力气了。
“第二天清晨，我的门口放着一只小盒子，里面是那筒金币，盒子上写着我的名字。从一开始，我就焦急不安地考虑，这事该怎么办。那天，我决定私下给那位宫廷大臣写封信，向他陈述我给唤去诊治的两个病人的实情，以及我去过的那个地方。总之，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他。我知道宫廷的权势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什么是贵族的豁免权，我也料到，这件事决不会有人理睬，可是我希望解除我良心上的负担。这件事我一直严守秘密，就连对我的妻子也守口如瓶，关于这一点，我也在信中作了说明。我并不害怕自己会遭到什么真正的危险，但是我意识到，要是别人知道了我所知道的这些事，是会受到牵连，遭到危险的。
“那天我很忙，晚上没能写好那封信，第二天早上，为了写完这封信，我起得比平时早得多。这天正好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我刚写完信，就听说有一位太太等着要见我。
“我越来越感到难以胜任自己定下的这项任务。天气这么冷，光线这么暗，我的知觉这么麻木，心头的忧伤又这么难以忍受。
“要见我的太太年轻、漂亮、优雅，但没有长寿之相。她神情非常激动，对我作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埃弗瑞蒙德侯爵的妻子。我把那农家少年对那个哥哥的称呼，和绣在绶带上那个字母联系起来，不难断定，她说的侯爵就是我最近见到的那贵族。
“我的记忆仍很确切，但是我无法把我们的谈话都一一写下来。我猜测，对我的监视更严密了，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到监视。她部分是根据猜测，部分是根据发现的情况，总之她知道了这一残酷事件的主要事实，也知道了她丈夫在这一事件中应负的责任，以及曾请我去诊治的事，但她还不知道那个年轻女子已经死了。她非常痛苦地对我说，希望私底下对她表示一个女人的同情，希望不因这无数苦难者长期痛恨的家族而遭到上天的惩罚。
“她说她有理由相信那女子还有一个妹妹活着，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这个妹妹。我说我能告诉她的也只是她确有一个妹妹，除此之外，我就一无所知了。她说她私下来见我，是出于对我的信赖，希望我能告诉她那妹妹的姓名和住址。可是直到现在这悲惨的时刻，我对这两点还是一无所知啊。
“我的纸不够用了。昨天被他们拿走一张，还受到了警告。我必须在今天完成我的记述。
“她是位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太太，可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怎么能幸福呢！那弟弟不信任她，也不喜欢她，受他左右的人全都反对她。她既怕他，也怕她丈夫。我扶她下楼，送她到门口时，看到她马车里坐着一个两三岁的漂亮男孩。
“‘为了他，医生，’她含泪指着孩子说，‘我要尽我所能作一点补救。要不，日后他继承了这份产业也兴旺发达不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要是不为此做些好事来赎罪，有朝一日会报应到他头上的。如果能找到那个小妹妹，我要把我仅有的属于我的一点东西——不过是一些珠宝首饰——作为他生平应负的第一项经济义务，连同他母亲的同情和哀悼，一并给予那个受害的家庭。’
“她吻了吻那男孩，抚摸着他说：‘都是为了你这个宝贝。你愿意照我说的做吗，小查尔斯？’那孩子慨然回答：‘愿意！’我吻了吻她的手，她把孩子搂在怀里，抚摸着，驱车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她是以为我一定知道才提到她丈夫的姓氏的，所以我没有在信中加上这个姓氏。我封好信，因为交给别人不放心，就亲自在当天送去了。
“那天晚上是除夕之夜，约莫在九点钟时，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来我家敲门，要求见我。他跟着我的年轻仆人欧内斯特·德发日，轻轻走上楼来。当我的仆人走进我的房间时，我正和我的妻子坐在一起——啊，我的妻子，我心爱的人！我年轻漂亮的英国妻子啊！——我们发现来人一声不响地站在德发日身后，本来还以为他待在门口哩。
“他说，圣奥纳雷街有个人得了急病，请我去出诊。说是不会要我耽搁很久的，楼下有辆马车等着。
“结果马车把我载到了这儿，送进了这座坟墓。我一离开家，一条黑围巾就从身后紧紧勒住了我的嘴，我的双臂也给捆住了。那两兄弟从一个暗角里闪出，来到马路这边，打了个手势，表示确认是我。侯爵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我写的那封信，给我看了看，然后就着手里提的灯笼的烛火，把它给烧了，烧完还用脚踩灭了纸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就给带到了这儿，送进这座把我活埋的坟墓。
“在这么久的恐怖岁月里，如果这铁石心肠的两兄弟中，有一个想到要告诉我一点我亲爱的妻子的消息——哪怕有一句话让我知道，她是死是活——我也会认为上帝还没有完全抛弃他们。不过现在我相信，那鲜血画下的十字是要置他们于死地的了，上帝绝不会宽恕他们。在这一七六七年的除夕之夜，我，亚历山大·马奈特，一个不幸的囚徒，怀着难以忍受的极度痛苦，决心要在算总账的日子控告他们，控告他们的后代，直到他们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个子孙。我要向上天和人世控告他们。”
材料一读完，就掀起一片凶猛的声浪。这急切渴望的声音，明白无误地只要血，别的什么也不要。这番诉说激起了当时最强烈的复仇情绪，面对这种情绪，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人敢不低头。
在这样的法庭和听众面前，已经没有必要说明，为什么德发日夫妇没有把这份材料和在巴士底狱中缴获的其他东西一起公之于众，而是保存起来，等待时机。也没有必要说明，这让人诅咒的家族姓氏，早就受到圣安东尼人的深恶痛绝，并把它编织进了那本索命簿。在当时当地，绝对没有人能凭他的德行和功绩抵挡住这样的控告。
对这个注定必死无疑的人来说，更糟糕的是，控告他的是一位声誉卓著的公民，是他的亲密朋友，又是他妻子的父亲。
陪审员每投一票，就掀起一阵吼叫，投票一票又一票，吼叫一阵接一阵。
一致通过。从本质到血统都是贵族，共和国的敌人，臭名昭著的压迫人民分子。押回候审监狱。二十四小时内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