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刻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无能。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羞愧一一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一直竖定地认为自己是个唯物论者，怛在亲人的生命面临危急之时，我第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和意志……
我的眼泪既为女儿的生命担忧，也为我自己少有的脆弱羞愧。
啊，这就是SARS！它比枪林弹雨更残酷且严峻地考验着每一个人。
女儿的高烧不退，妻子的药物治疗不见显效。我们一家三口需要作出选择万不得已的时候，所有的北京人都会采取先不告诉周围和单位的做法而去寻求自我解救的办法。
医院是唯一可以选择的地方，而医院在那时是最危险最容易传染SARS的地方。
我们不能不去了一一在尤法自我排除非典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去那个最危险的地方一往医院走在那时等于是在死亡阵地上寻找一根救命稻草。
约深夜且时左右，我们一家三人全副武装地走出家门一其实也就是戴上两个口罩多穿些衣服而已。出门后，好不容易打了一辆的士，还不敢对司机说:医院，骗说问家到某某某地方下车。
车至医院附近的一百多米处停下。我们下车时，正巧在一个工地边，那儿有几个民工在干活，见我们的打扮，便猜测肯定又是非典，于是惊恐地退至一边。
这些已经不是我们家人所考虑的事了。我们三人走进北大医院，发烧门诊大夫说还不能进去，刚消毒，得等一小时。
妻子悄悄对我说还是上普通急诊去看吧，进发烧门诊不等于接触一次非典嘛，不是非典也会感染上非典了！
想想也是。亍是我们带着女儿上了医院一层的普通急诊室。当走进急诊室的那一刻，我的心猛然…紧:完了！
我眼前所看到的，是楼道里一个个痛患，他们或是有人搀扶着，或是横七竖八地躺在走廊的椅子上哼哼着……在这样的地方，你不是非典也差不多会被传染上！听说中的可怕一幕此刻都在我的眼前。已人魔穴，焉能退之？
其实我自己巳经没有什么觉得怕的了。为了尽快给女儿诊断，我走在了众多就诊患者的前面，想争取早一分钟让民生会诊我的女儿。
门诊的医生才是全副武装，我也在此刻看到了什么叫防护服。那医生穿的是罩式防护服，就像电焊工头上戴的那种。她每会诊一个病人就拿起消毐剂在空中喷射一次，一个十来平米的门诊室，涌进排着长长队伍的患者，我想不传染只能算是上帝开恩了吧一一我已经把自己列人SARS候选人。
排队半个小时左右，医生让我女儿到另一个诊室拍胸片。
妻子帮女儿在拍片宰解衣宽带，我则忙前忙后交费挂号。
20分钟后3片出来。没事，肺部清晰。医生递过片子。
我们一家三人都不约而同拍拍胸口：老天爷！
紧接下来是验血。我让女儿和妻子在远远的医院外等着，而我则回到化验室等着，一分钟一分钟地等着，因为这是排除非典的主要依据之一。
25分钟后，化验单子出来。我赶紧出医院交给妻子看，因为她懂。
没事当过医生的妻子这时恢复了她的扫信。
又一个没事。那一刻，我的心一其实是我们全家的心才算定了下来。
上面的那位的哥就是在我们回家的路上遇见的……
第二天清晨，女儿的高烧已退。而我们的生活开始了新的内容:早晨起来，先是打开所有的1窗，再在所有的房间喷射消毒剂。特別是把手，要进行反复消毒。再在弓邻拔的接触地段，狠狠地喷射大量消毒液；吃饭时，相可监督谁没洗手；出门时，检奄口罩带了没有一一能
不出门的尽童不出。上班不能乘公共汽车，也不能打的一一单位觅已经这样明确规定了。有趣的是女儿一反常态，对还需上单位值班的我特别关心起来，只要一进门，就先让我站在门口，把鞋脱掉，再将外衣脱下搁到凉台。然后监督我到门口处的消毒液里洗手，洗完后进串―屋的一只同样盛有消毐剂的盆中再洗一次。然后跟在我后面，不停地朝我身上、头上喷射由她妈配制的稀释消毐剂——我呢，每每女儿这样做时，都能自觉地配合。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北京的这一年四五月间，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只是我们一家比别人多了几分紧张，因为我们全家都到过一次闵院。那时得非典的人在别人眼里就是瘍神，而发高烧的人则几乎都被视为非典患者对待，如果有人到过医院则仿佛已被死神抱住了一一这也不能怪公众有这样的恐惧，因为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SARS患者都是在医院被传染的。事后我才知道，当晚我们全家去就医的北大医院，那几天正处在非典患者就诊的最高峰。24号人民民院被隔离后，在西城的非典患者和发烧疑似患者全郎涌到了北大医院，由于定点医院紧缺床位，那些已经确诊的非典患者和需要留院观察的疑似患者送不出去，只能躺着等在门诊室的走廊内外。那些日子垠，天天都是这个样。西城作目的张震科长在我采访他时这样说。
我们一家是4月26日夜到的北大医院，这不太悬了！那时我们虽然还不知道这样的内情，何整天惶惶不吋终口。只要谁咳嗽一下，马上被家庭中的另外两人内定为非典，并且不得在一米之内的距离接近。事实上全家人在一起生活，这种防范作用等于零，但必须这样做。为了以防万一，我们三口人轮流值班，组成家庭抗非战斗小组。妻子负责后勤保障，买菜做菜一别小看这，在当时这是最危险的任务，因为菜市场是唯一人多的地方，买菜被视为仅次于上医院的最艰巨工作。我的任务是收集有关SARS的知识一那时关于SARS的介绍和防治SARS的知识铺大盖地，满肚界都是，可似乎又一样用不上。每发现一种新的防治方法，我便会用电脑打印出來供全家学习。但后来发现要学的东西太多，女儿和妻子干脆整天对着电视学。女儿还要复习功课，她是抗非小组的纪检书记，随时随地、每时每刻检验全家抗非措施的落实和执行情况。我深深感到，打亲身经历发烧过程后，女儿对的警惕性比谁都高，是处在全天候的一级战备状态。
数曰后，我们全家安然无恙，逃过一劫。那种心境使我有可能将精力和因光从自己的家庭转叫外面的世界。
此时的北京城巳经完全发生变化了。
国难当头成了许多官员和民众的口头语。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卢。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市民们的心头不时在哼着这悲壮的国歌。
那时北京城里的空气是凝重的，人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相互之间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口罩将一切痛苦的表情包在其中，压在心头。某君向朋友发一条短讯，可以在不到一天之内，转遍全市。
某某时间要封城了！
某某夜间要飞机喷药，请关好你家的门窗!
谣言和消息就是如此迅速传播的。人们虽然小太相信有些危言耸听的短讯，但采取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那些子里，市民们的生活这样度过：有车子的人，想跑到市郊，但他们常常被农民们赶间来。告诉你们，不能在这儿通过，更不能进我们村。农民们警惕地把守着自己的家园。其至有的村民手持菜刀，列队排在村1的路中央，对所有外来者说:到此不准前行，违者一一斩！其实那是吓唬人的，但逼急了，他们说不准真会那样做呢！我在电视里看到有个村子不仅将全村四周全部用铁网和砖墙围得严严实实，而目把村口的那条通向外面的公路拦腰斩断路中央挖的坑足可以填进两辆坦克。
没有车的人，呆相家里，成天开着电视一电视里幣天是非典节目。那时一天学的预防非典和公共卫生知识比以忭一辈子学的还要多出几倍。
人们的防范意识超出了想像。在管好自己的前提下，将全部的精力注视着周围一切可能出现的瀨洞。大家有个共同的认识:要真正地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就必须关注别人的和周围的生命是否安全。
一个僧人发烧倒在马路上，我们竟接到20多个电话。120急救热线的作人员告诉我。当急救牢前往事发地拉走僧人后，我们又接到了30多个市民电话，他们在打听那僧人是否足非典忠者。市民说，如确诊那僧人是患者，他们所有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就都得赶紧消毒和防范。瞧瞧这警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