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提的是，黄汲清本人的问题，也在当时的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丰任打毅和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总局即后改为地质部、孙任部长）的亲自过脚下，得到了彻底平反，并恢复了他在}‘几年前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之职，他昀大地构造研究室也重新组建了起来。大师的家老小终于结束鸡笼式的拥挤生活，搬进了三里河“部长楼”。
当时在邓小平、叶剑英等老-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关心、过问下，全国性的拨乱反正，使得“文革”和历史上遗留的许多重大问题得以正本清源。黄汲清是个急性子，他想到那么多年来关于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冤冤屈屈，是是非非，该到了向党和全国人民说个明白的时候了。于是就在1978年1月11日，再度向邓小平（因此信请方毅转交邓，故方也是收信之一）发出一信。这封信是我在行将完成此文时才得到的，又是大师生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珍贵文献，它的里面不仅阐述了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而且牵涉到对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理论的看法。在地学界至今仍盛传李四光和黄汲清是“老对头”的一类说法，为防讹传，故我在这里将黄给邓小平、方毅的信全文抄录下来，以供读者了解得更清楚些。特此说明一点：由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信中有四处写到“英明领袖××”的字样，我把它略去了，其余的全文如下：邛副主席：方毅同志：
我在去年6月14日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一大”之后不久就听说邓副主席对我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尽管邓副主席的批示至今没有向我传达，但是当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异常激动和兴奋。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信件的批示，而是代表了党对我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巨大关怀和支持。此后不久，我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有了改善，大地构造研究室正在着手恢复。我衷心感谢党、感谢邓副主席，只有打倒“四人帮”才能出现这种大好局面，我囤地质科学事业才大有希望。我峡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期望，我要为繁荣和发展我国地质科学事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我晚年的全部精力。
但是，在给邓副主席的信中，我当时没有反映存在于地质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东部的大油田（包括大庆、胜利、大港、长庆等油田）到底是怎么发现的。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我个人的历史作用，而我不想为个人争荣誉，只希望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地质界能够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出现一个生气勃勃的局面，各地质学派能在平等的自由讨论中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以利于地质科学的迅速发展。然而现在看来，下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不说清楚，在地质界真正落实党的“双百”方针，充分调动地质战线广大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有很大田难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一再号召我们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反对弄虚作假、看风使舵、投机取巧；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虚夺；提倡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深感有责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有责任把地质界的这个重大问题反映给您们。
我国东部几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垂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做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神祥教授和我在四十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在此之后，我又编制了《中国合油气远景分区图》，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圈出，并干1957年3月8日在全国石油普查会议上，配合这张大型挂图，作了题为《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学术报告。“普委会”及下属松辽普查大队经过1955、1956、1957年三年的工作，初步证实松辽平原存在有利干含油的地质构造。1958年4月17日在松辽平原达里巴村的南17井钻出油砂。之后在三十余口井见到油气显示，从而完全证实了松辽平原的含油远景（华北平原和其他地区在以后几年也相继被证实有含油远景）。不久前我查阅了1955年至1960年期间所有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报告和资料，确知它们掷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井无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术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谈这些并不是宣扬我个人，而是因为这一科学历史事实被篡改了。如果要谈功劳和贡献的话，那应该完全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普委会”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劳动。我个人只是完成了我应尽的责任。
“**”以来，就有讹传，说什么我国东部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而发现的。197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独立自主，高歌猛进》一文，首次错误地报道了这一讹传（以后几年这种错误报导就多次出现）。考虑到这是作为我国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加以报导的，为坚持科学的严肃性和正确性，我当时曾向有关科学部门负责同志反映了我的意见，但那时正值“四人帮”横行，我的反映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打倒“四人帮”，人民大解放，科技大解放。去年9月18日党中央正式发布了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为迎接全国科学大会，上级要求上报建国以束的重要科学成果。我考虑到我国石油工作的发展是我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办工业、办科学的一个典型，是建国以来我国最重大的科学成果之一，是为中国人民争光，为社会主义祖国争气的极好事例，因此我把我在1957年做的学术报告《对我国合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等材料上报给地质总局的科学大会筹备小组。对于我国寻找石油的真实经过也向地质总局的负责同志及有关科技部门的负责同志作了当面汇报。
但是长期以来在地质系统就有少数领导同志不执行。百索争鸣”方针，压制不同学术观点，在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上甚至弄虚作假，不顾事实地胡乱吹嘘。如果说这在“四人帮”猖撅的日子里还算情青可厚，那么在“四人帮”己被粉碎一年多的今天再继续这样做就是犯罪。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最近在《人民日报》（1977年IO月24日）和《红旗》杂志（1977年第十一期）上分别刊登的以国家地质总局理论组名义发表的两篇文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向地球开战》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在这两篇文章中除了继续坚持所谓用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大庆等油田的不符事实的说法之外，又进一步制造了“李四光同志亲自指导这项工作”的谎言。我孑知道他们这样说、这样做，到底拿得出什么样的证据。，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的心情自然是沉重的。我现在已是身患疾病年过七旬的人了，痛感精力有限，何况还有其他很多工作等待我去做。坦是怍为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我只有坚持科学真理的义务+而没有容忍谎言的权利。每当我重温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每当我看到我国地质科学要发展要前进，每当我想到战斗在高山深谷的广大地质战士对自己的期望时，这种责任感就更加强烈，这种义夯就不客推辞。因此今天我决心给您们写这封信。
对于地质界的这一重大问题，我的态度是：
第一、已故李四光同志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在蒋匪帮执政期间他采取不合怍态度，拒绝蒋匪的利诱；建国以来，他拥护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量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和爱护。在地质科研中他持续不断地进行了五十余年的努力，有不少发明和创造，形成一家之言。在他担任地质部长期间，我国地质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地质部进行了大量的石油普查，为我国东部几大油田的勘探和开发铺平了道路。把事四光同志作为科学技术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尽管我对李四光同志倡导的地质力学在某些观点和方法上有不同看法，尽管他的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并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我仍然认为地质力学作为一个中国人独创的学派和其他学派一样都应当积极发展。这种发展应该是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提倡的“双百”方针为指导，在自由讨论中辩明是非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耶种把一种学派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把其他学派说成是绝对错误的，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做法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的，是非常错误的。
第三、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在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对党的事业不利，对季四光同志本人也不利。据我所知，李四光同志本人生前并没有说过大庆油田是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布置普查而发现的。敬爱t周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在第三届人大期间的报告中并没有把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余秋里副总理在去年7月13日国家地质总局学大庆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中把大庆油田的发现和树立李四光同志作为一面又红又寺的旗帜非常明确的加以区分，这才是科学的正确态度。
最后我殷切地希望党中央派人对我反映的上述问题进行全面的和客观的调查．做出公正的结论。我坚信在党中央领导下，这一问题一定会真相大白的。
此致
革命的敬礼
黄汲清
1978年1月11日
信很快转到了邓小平手中。从日期看，中途除了必要的程序外，几乎是“一步登天”。黄汲清于1月II日把信写好后，当“让小儿子渝生抄清后签上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叉由儿子陪着亲自送到国家科委请有关人士呈送方毅。15日方毅圈阅后，转望“邓办”。18日，邓小平就见到了信，并作了重要批示：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请一下。
邵的这个“批示”是批给当时主管汁委和石油工业的余秋哩、康世恩二位副总理。
余秋里叉将“批示”转批给袁宝华、康世恩、孙大光。
因为是地质部门的事，所以最后还是落到了当时的国家地质总局头上。孙大光对此极为重视，并责成有关方面按照邓小平的“批示”组织力量迅速凋查了解。
最后这件事落实到了地质总局的石油组（即石油局）。
三个月之后的1978年5月27日，由石油组完成的一份《关日黄汲清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反映阃题的调查报告》，以国家地质总局名义，呈送给邓小平及有荚领导。
我从地矿部档案室查阅了这份文件。上面的签发人不是孙夫光。
这份出自“石油组”的《调查报告》，用黄汲清自己的话说是“批判了我的信件的某些内容”，也就是说是有针对地对黄给邓小平的信进行了反驳。
我看后的感觉是．不管当时的地质总局领导还是石油组的人，对办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佩其指导思想至少在情绪上多少是与黄的信有～定程度的对立。譬如，黄给邓的信中，一开头就提及了“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这顶大帽子戴在谁的头上都不是好受的，尤其是在地质总局的领导人看来。因此，《调查报告》对黄的这一类问题上的看法作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说了“在地质部门的石油地质工作中，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尊重各派学术观点，发扬技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吸取各家之长，指导实际工作。基层的同志叫做多路探索，殊途同归”一类的话。其实，黄汲清向邓的信中指出的地质系统在学术上的那种不正常现象，是指的“文革”以来的状况，这是事实。
还有一个例子能说明一些问题。1969年，周恩来接见地质部的代表时问北京地质学院的张振国，说你们教的是哪一套东西？张回答说：是黄汲清那一套。周问，黄扳清是哪一套？张回答说：是苏联那一套。周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教李四光同志“那。套”？周恩来与毛泽东一样，对李四光是很看重和尊敬的，我理解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李四光同志是有创造性的”（周原话——笔者注），作为中国的地质教育机构，应该好好学习和继承。周在这里提倡教李四光的“那一套”，并没有说不能教黄汲清的“那。套”，但下面的人听了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之后，她学界使出现了全面否定黄汲清的“那一套”，而抬出李四光“那一套”。这种风气一直延至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受到“左”的影响，“文革”开始后，黄汲清的“那一套”便当作了“苏联那一套”。“文革”时批修正主义为核心，黄汲清是“苏联那一套”，这等于宣布了他的学术及他政治上的死刑。显然这已不是所谓的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了。其实，黄汲清的“那一套”除了他继承传统的地质理论外，更多的是他把这种优秀的传统地质理论，运用到了中国的地学实际情况的科学产物。据我所知，他的那部被中国乃至国际地学界几十年来一直视为“经典”之作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就是突出的例子。对此，另一名著名地质学家尹赞勋有过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尹在八十多高龄时曾感慨说：“每每想起1945年黄汲清‘拿来’当时西方构造地质的精神，处处融合国内材料的杰作，不禁感愧交加，感的是他拿来宝物用于中国，有发展，有创见；愧的是我未能步其后尘，缺乏结合中国实际的创见”（见尹回忆录《往事漫忆》第126页）。任何一门科学学说，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与发扬才创立的。如果黄汲清的“那一套”就是因为继承了外国的优秀东西而要被讨伐，被当作“修正主义”的黑货全盘否定，那么继承外国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又该怎样处理呢？
“文革”之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地学系统的非“百家争鸣”局两不是没有，而是非常严重，这是毋庸争辩的历史事实。
《调查报告》的另一个突出点是，尽可能地说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于找石油、与大庆油田发现是有关系的，同时也指出了李与黄作为不同的学术观点，所担任的不同职务，因而在其中所起着不同的作用。对黄的评价也是贬多于褒。有一点还算客观，耶就是这个报告里也明确指出1r在我国的石油普查工作中，黄汲清是有贡献的。不过，李四光的这面“旗帜”冠然不能倒！
实事求是地讲，能在1978年全国拨乱反正尚未结束，十几年来“左”的思潮在一些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还相当严重的年代，国家地质总局的这份《调查报告》已是比较进步的了。然而，它并没有完成邓小平要“澄清”的指示精神，大庆油田的发现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地学界的“左”和“神”的影响仍很严重。
75岁高龄的黄汲清于1978年再度当选第32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又一次成为中国地学界领袖人物。如果说四十年前，年仅35岁的黄汲清被地学界推举为第15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是因为他的卓越才华的话，那么四十年后的今天，当他再度当选这个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则是对他从“反右”到“文革”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给予历史的反正。像黄汲清这样在相隔近半个世纪的两个时代，两度获得如此殊荣，在中国科学界绝无仅有。同年，他又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0月份，他代表中国地学界赴纽约出席美国联邦地调局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同国内外地学界同事的交流与接触中，他越来越感到中国科技界知识界受“左”的影响太深太深，如果一些因“文革”而树起来的科学事业上的“神话”与“旗帜”得不到公正的解决，中国的科技事业就不能向前很好地推进。于是，这年II月14日，他在“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的激励下，在全国科协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围绕“双百”方针和大庆油田发现问题，首次在公开场合放了一颗震动当时整个科技界的“原子弹”——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今天原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想讲四个现代化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双百”方针的问题，因为下面发言很多，不愿意多占同志们的宝贵时间，想集中时间讲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关于贯彻“双百”方针的闸题。是百家争鸣的问题。我是学地质并摘地质工作的，我们地质部门从前叫做地质部啦，现在改为国家地质总局。在学术方面一向有两种不同的学派，一个是以前部长，已故的李四光同志为代表，他所创立的地质力学澉；另一派是我们所提出的大地构造派。之所以群两个学派，主要是由于李四光同志著了一本《中国地质的书，翻译成俄文。我写了一本《中国的大地构造》一本书，也翻译成俄文，这在苏联专家中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大地构造学派，理论基础也不过是欧洲的，美国的地槽学说的基础，没有什么新的基础。不过，1945年特别在解放以后，总结了中国的和国外的大地构造特点、提出来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多旋回构造运动的概念。所以我们这个学派也叫做“多旋回”学派。去年《人民日报》上面有一篇小文章也谈到这个问题。
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张文佑同志吸收了地质力学中的新内容，增加了力学分析范围概况，提出了断块构造这个概念。中国矿业学院的陈国达教授，又把苏联早先提出的地台活化学说发展一步，提出了地洼说这个概念。在七十年代初，由于我们中科院的尹赞勋同志首先给我们介绍外国的所谓板块学说，于是乎板块学说在我们国家流行起来啦。所以，我们地质界出现了四个、五个、至少三个不同的学派，这是一件好事。不是毛主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出现不同学派，正是毛主席百家争鸣的基础。
李四光同志生前自己也认为他的地质力学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还应该进一步碍到发展，在他很多的讲话里也都谈到了。李四光同志在哲学上是进步的、在学术上成就是非常大的，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把他作为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在他去世以后，特别是197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州做《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这篇文章把地质力学吹捧得天花乱坠。从那以后，许多报刊杂志就不断的对地质力学大吹大捧，把它捧到吓人的高度，好像这个学派、这个学说可蹦解决地质矿藏上的重大问题；似乎很多问题都解决啦。就这样用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地质力学。比方简单说一个例子：让各省、市、自治区的地质队写报告的时候，都必须用地质力学观点来写，否则，就不予验收。还让各大区地质研究所都成立一个地质力学研究室，并在各省开办了地质力学讲习班、训练班等等，每次都有好几百人参加。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利用行政命令压制不同学派。例如有一个地质学的老专家，他多年摘板块构造的研究，并且也列入了计划，所里领导支持他，派了六个年轻干部和他一起工作，这是个好事嘛。但不久，就被停止活动，这六个人就给送走啦，解散啦，就不摘板块构造啦，他本人的项目就给取消了。我自己在“**”运动以前主持一个大地构造的研究室有二十多个人员参加工作，但是，在1972年以后，研究室就取消啦，擞消啦。人员分到其它地方去啦，有一部分合并到地质力学所啦。我自己成了光杆司令啦！会场上一片哄笑声。
我在1974年，提出一个研究题目，叫做“中国东部的构造岩浆情况的研究”，着眼在找铁矿、铜矿。题目1974年提出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落实下来，最近才有一个人来参加这个工作，工作一直搞不上去。甚至有人把不同学派的争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看，说地质力学是土生土长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是最适合马克思主义的，其它学派是洋框框、洋教条，或者是唯心主义的。更有甚者，有的人在某些场合宣称，推行不推行地质力学，不是学术问题，是立场问题。这种把科学和哲学，把科学和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做法，已经搞丁相当的时间了。
据我了解，下面基层的地质干部，地质部门有好几万，引起了很多的反响。但是，因为他们年轻，对地质力学从来不敢说一个“不”字，这样大胆地做这些事情，明目张胆地违背“双百”方针，原因是有的人认为地质力学解决了许多重大的矿产的问题、抗矿问题实际问题，认为许多矿产是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找到的，就是说，地质力学这个学说已经完全在实践中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嘛！地质力学已经检验过了，不成问题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说，地质力学的理论对中国找石油起了作用，大庆油田、大港油田找到了，都是利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找到的，这就是地质力学最突出的优点。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