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南海前，黄汲清并不知道陈云找他要谈些什么。当他听到这位国家领导人如此焦虑的话后，作为一名地质和石油战线的技术负责人，黄汲清的内心受到强烈震动。“副总理同志，我向你检讨，主要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不不，我今天找你来谈不是这个意思。应该说，在中国石油发展方面，你和地质部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不仅不应检讨，而且应当表扬，尤其听说你对圈划出的几个大盆地生油前景很有信心，这是值得鼓励的。”陈云叉亲切地说。片刻，他向黄汲清凑近了‘下身子，说：“你是搞科学的，我是搞经济的，我们都不可能像有些人那样说些不负责任的话，所以今天请你来我想听听你对中国石油的前景到底抱什么态度。你是专家，我相信你的话。”
黄汲清本来就是急性子，当他I要开口时，却被陈云的最后一句话给噎住了。心想：不错，论中国石油的状况，应该说我是有发言权的，可正因为我的话会对国家领导人决策产生影响，所以更要慎重。如果我是个投机政客，此时此刻的机会多好！何妨拍拍胸膛这样说：“副总理同志，中国的石油资源丰富得很，只要你给我足够的人力、物力、财为，我保证在十年八年之内找到一批人油田。”可我是名科学工作者，绝对不能这样说些不负责任的话，那样会祸国殃民呀！
陈云见黄汲清沉默不言，以为对方不愿将不乐观的石油前景直言相告，便说：“其实我和中央眼下最关心的不是别的，而是希望我们在作出某个重大战略布局前，对中国石油的未来前景心中有数。因为石油太重要，没有它其它事办不成。还是一句老话：一种是有丰富的石油，那当然很好；一种是真的贫油，那我们不得不走人造石油的道路。”
透过陈云副总理的这番话，黄汲清心里清楚，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石油的前景是何等的关注。其实，就在黄汲清来到副总理的办公室时，何长工此时正在“**书屋”，为同一问题被毛泽东考得冷汗一身。
“陈副总理，我是否可以这样回答你。”黄汲清站了起来。
“坐下，坐下说。”陈云忙招招手。
黄汲清坐下。“据我对中国石油的二十多年研究与实践，特别是甘肃玉门、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及四川威远气田的勘探开发，我认为我们对中国石油的自给自足前景应当充满信心。尤其是去年一年来对几个大盆地的普查勘探情况来看，石油远景是很大的，我和同事对这一点比较乐观。顺便提前告诉副总理一个可能是吉兆的好消息。”
“快说，我听听。”
“不久前，我们向东北松辽平原派去了一个小分队，发现有一片……”黄汲清见副总理如此认真，于是从头到尾将松辽盆地的普查与踏勘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好，你们抓得对，松辽这块一定要牢牢抓住不放，直到弄个彻底明白为止。”难得有笑脸的陈云此时此刻也满脸灿然。
受到鼓励的黄汲清也像一个打开了的话匣，说：“我还有个建议。目前国家向西北投入的石油工业力量很大，而国家真正作为工业资源消耗98%以上的却在经跻较发达的东部。如果我们加大对东部石油勘探的投入，并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找到几个大油田。那时，东部就可以形成工业基地与资源基地比翼双飞的局面。”
陈云高兴地抓住黄汲清的手：“你的建议非常重要，我一定向中央报告。”
不久，党中央就石油工业作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东移”的部署。我们今天在许多有关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史书和文件中，都可以看到“战略东移”这四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字眼。其实，作为促成石油工业“战略东移”的当事人，黄汲清本人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他的理由是，这样容易使人产生为了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我们放弃r西北等其它地方的工作；或者让人产生在发现大庆油田之前，国家对其它地方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是否忽视或放松等误会。实际上，所谓的“战略东移”，是因为根据黄汲清他们认为的松辽盆地有可能发现一个特大型油田的判断，国家有意识地加强了对东部石油普查勘探在人力物力上的倾斜而已。即便在数十万人参与大庆油田大会战的时刻，西北、西南、华北、江汉等地方的石油与天然气普查勘探工作直没有停止或削弱过。
然而，自1958年起，以松辽平原为主要战场的我国石油工业确实开始轰轰烈烈起来。这是
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宏大战役。其投入、其规模，较之玉门、克拉玛依油田以及五六十年代所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要大得多！
摄先开进松i平原的两支“正规部队”依然是地质部的。
此刻的韩景行已不再是只有几个兵的小分队长了。他的小分队而久便被命名为中央地质部东北局157地质队，后来又因为各路人马集结而来，一下扩大到一千二百多人，再度改名为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
第二支队伍却是根据黄汲清、谢家荣的主张而成立的。“石油普查离不开物探。”所谓物探其垒称即是地球物理勘探。它属高科技领域，跨多学科。它的手段有重力、磁力、电法和人工地震，如今又多了航磁、航测和卫星遥感等。加强物探工作，可以避免打许多冤枉井。我们都知道，在沙漠、在海上等复杂地区打一口石油井，少则几十万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几个亿。因此，物探在石油勘探工作中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此，根据黄汲清等人的建议，地质部从西北调来两支当时最好的物探骨干队伍，它们是中匈技术合作队和205物探队，加上由四川东征到松辽的403物探队和原已在松辽的112物探队，合并组成了地质部长春物探队。
1958年，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宣告成立。此外，中科院的研究人员也成群结队地北上松辽，将科学的触角伸向这片荒蛮之地。
至此，中国石油地质的各路将士们开始了在这块26万平方公里冻土上的全面决战。
有人戏称这一阵势是“三国”（地质部、石油部、中科院）“四方”（普查、物探、勘探、科研）时代。
然而无论是哪一方，他们的口号都是共同的：“三年攻下松辽！”
这是个诱人的口号。
可惜我没有听到，母亲在那时才让我呱呱落地。但我的父辈们却对这样的口号充满r**。这种对新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未来充满憧憬与幸福的**，只有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才会有。
“你们说，地质勘探工作是个什么工作啊？”
中南海。1957年5月17日晚。新中国的第二号人物，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以难得一见的激昂，这样高声阀着一屋子围聚在他身边的地质学院半业生。这些毕业生中有不少行将奔赴松辽石油勘探战场。
“我打个比喻吧！”国家主席重重地吸了一口烟，习惯地踱起步束，“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扛着枪，钻山洞，穿森林，长年在野外，吃饭、穿农……都有很大困难。今天的地质勘探工作和这差不多，也要跋山涉水，吃不好饭，睡不上觉，吃很多很多的苦……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呢？”
没有回音，只有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目光和沙沙作响的笔记声。
“过去，我们那一代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吃苦，为的是打也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你们去吃苦，是为了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奇同志拍了拍坐在一边的何长工，把声音提高了一倍。“打游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们副部长的跛腿就足打游击留下的残疾。现在轮到你们打游击了，你们怕吗？怕吃苦吗？怕献出生命吗？”
“不怕——！”同学们齐声回答。
“对，不要怕嘛，因为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
“哗——！”那雷鸣般的掌声，持久不息。在场的年轻大学生们以这特殊方式回报领袖对自己的崇高褒奖与希望。
“过几天，同学们要奔赴四面八方，为祖国找宝，打游击去。我很想送给你们一件礼物。”少奇的话使肃穆、庄严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
“刘伯伯，您给我们讲了三个小时，就是最好的礼物了！”有同学站了起来。
“不！礼物一定是要送的，否则有人会哭彝子的！”少奇诙谐的话，引来一阵哈哈欢笑。“对，我把伏罗希洛夫同志给我的猎枪送给你们。当年我在打游击时很想得到一枝枪，但没有。现在你们打游击了，应该有枝枪。有枪就不怕危险了！”
“可以赶跑野外的老虎和狼嘛！”何长工的插话又让同学们捧腹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