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历史不该忘却
第一章
在本世纪的中国科学史上，真正称得上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有两大事件。一是“两弹”（氢弹、原子弹）的上天，一是大庆油田的发现。前者的功臣，我们可以清晰地列出聂荣臻、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等一串英名。这些都是我们熟识而又无可争辩的人物。但是关于大庆油田的发现，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过去只知道一个李四光。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谬误。从1959年9月26日，地质队员和石油工人在松辽盆地“松基3号”打出第一口自喷工业油井至今，给共和国命脉注射了源源不断血液的大庆油田，它一直以骄傲和响亮的名字，向世人光耀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然而，那个真正用自己的科学理论和亲手在松辽盆地布下那决定性的普查与勘探钻井任务的科学大师，却被历史与人为的因素而久久地淹没了三十五年，直到临终前的八十天，他才被中外新闻界和科技界，将那顶“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戴在了头上。
1995年1月12日，当他与“两弹之父”钱学森、王淦昌和光学大师王大珩一起，从李鹏总理手中接过那份“何粱何利基金优秀奖”证书和一百万港币奖金时，我正在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朋友开一个会，当时有好几个人听说我与大师是在同一个部门，便惊诧而妤奇地问栽那第一个上台领奖的瘦老头是干什么的。
我如实回答：他是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
他？不对吧！是李四光发现的嘛！朋友们都这样冲着我说。
当时我没有反驳，因为关于这件事要讲的话太多太多了。用一句话或一个简单的结论来推倒在人们心目中树起了几十年的一座丰碑是很不容易的。也许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发誓要把新中国科学史上一次旷持时间最长，也是最大的一次名利之争的内幕和盘托出，让人们了解谁是大庆油田的真正发现者和头号功臣！历史已被扭曲了三十多年，现在该到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都说名利场上的纷争，充满了险恶与你死我活的残酷。那么，在中国科技界的最高层是否也概莫能外的惊心动魄呢？
通过大师的助手，我与他相约在1995年的春暖花开季节，就此话题进行长谈。
可是就在我拥抱春风，期待去揭示一代科学大师们面对名利所表现出种种人生世态时，9l岁高龄的中共优秀党员，我国一代科学宗师，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院士，于1995年3月22日2l时55分猝然与世长辞。
大师给我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而今，捕别这位先逝的大师，我只得去寻求那沉苍的历史井与之对话——
1963年l2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二届四次全国人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布：申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而作为发现大庆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黄汲洧，此时连话都不敢说（其实是不瞎说）历史的错误便从此而开始。
中南海。丰泽园。
毛泽东敞着外衣，大步走出“菊香书屋”，朝正在值班的卫士长招招手：“银桥，今晚弄碗红烧肉，好久没吃了，我有点馋了呐！”
卫士长一听蹦了起来。哈，主席要“开荤”了！这三年多来，老人家为了给全党作榜样，第一个在中央高级干部中提出不吃肉和减工资。那是因为国家遇上了天灾人祸的年头。眼下，老人家要“开荤”就意味着国家已经从困难中走出！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呀！卫士长想到这里，立马兴奋地向毛泽东行礼立正：“是，我马上就去办！”
是的，我们中国人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毛泽东将头颅微微仰起，耶双横扫千秋叶的目光投向了万里无云的晴空。
就在方才，他在周恩来总理送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批示，可以把中国人摆脱困境的一个重要“秘密”公布于世了。
十天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站在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向来自各族的人民代表透露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秘密”：我们中国人依靠自力更生，在东北松辽平原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大庆油田！与此同时，他自傲地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自给，中国人民使用了一百多年的“洋抽”时代，将—去不复返了！
这是何等激奋人心的喜讯！当时参加人代会的代表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周恩来的话音刚藉，整个人民大会堂都沸腾起来。许多人激动得不停地擦着热泪。打这天起，二届四次人代会几乎成为议论“大庆油田”的会。代表们在会上议论，会下议论，不少人就连梦中都在不停地喊“大庆”“大庆”的。
先前的议程不得不被打乱了。大会主席团应广大代表的要求，特别请了石油部负责人作了关于大庆油田的专场报告。
于是，人们第一次知道了大庆油田是怎样在石油工人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下从地底下冒出石油的；于是，“铁人”王进喜的事迹开始涌进了领袖毛泽东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目。
于是，石油人和王进喜在毛泽东与人民代表的掌声中成了万众注目的功臣。
或许就在毛泽东向石油部负责人投去一次又一次充满赞誉的目光时，我们的领袖和人民代表谁也没有注意到台下的另一些人，此刻心头却是酸溜溜的。
他们就是来自地质战线的人大代表和官员。这中间包括人大代表、当时任地质部地质科学院副院长的黄汲清学部委员（他是1956年中科院第一届学部委员）。
这这……我们辛辛苦苦发现的油田，咋功劳没我们的份呢？这不公平！
地质部的人急了。可又没谁敢跑到主席台，跑到毛泽东面前说一声：“大庆油田是我们发现的”——这不是在党的面前抢功吗，不行不行，这是万万不能做的。可不说心里又窝得喘不过气呀！
有人跑到黄汲清的房间，气不打一处地说：“毫黄呀，大庆油田怎么发现的，你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你最清楚，得出来说个明白。咱们干了那么多工作，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可不能连个名都小沾呀！你得出来说！”
一向视名利淡如水的黄汲清对来者的一番话很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惊讶。他抬抬鼻粱上的眼镜，轻描淡写道：“用不着嘛，只要说明大庆油田是咱中国人自力更生发现的，我看其它的什么都不重要。”
“哼，真是个‘老右’！”来者一听话不投机，扔下一句不轻不重的话便走了。
黄汲清淡淡一笑，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他万没想到，中午吃饭时他所在的四川小组组长廖苏华把他盯住了：
“老黄啊，你是搞油的地质专家，大伙都想昕听你们是怎样发现大庆油田的，呆一会儿你好好讲讲。龟儿子，咱们中国人再用不着怕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封锁了！”廖苏华临别时，重重地在老乡黄汲清的肩膀上拍了一掌，脸上堆满了中国人的自豪感。
这可咋办？黄汲清急坏了。让我讲大庆油田怎么发现的？直说，说是我们地质部布置的普查工作？说是我们地质队员先在松辽平原上找到油田，打出油井的？这一讲，不是跟石油部唱对台戏，不是在毛主席面前跟别人抢功吗？可要是不讲，咱地质部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科技工作者辛辛苦苦白干了；．
黄汲清坐不住了。凭他的性格，他是个科学界出了名的敢说实话的人，可打1957年的那场“反右”斗争以后，他这位“候补”右派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说话的权利了——尽管他还是个人大代表。谢家荣（黄的好友，当时的地质部总工程师）是全国政协常委，还不照样被打成大右派嘛！莆汲清这么想着，心里就越发没了主意。
这顿午饭他没吃好。饭碗一搁，就一个人从会议住处溜了出来，直奔部机关，找到了老部下，当时的地质部石油局副局长李奔（李奔是大庆油田发现初期的一线组织者）。
“这件事可不好办。话说不好，不仅会影响两个部的关系，而且会让中央感到我们地质部有抢功之嫌呐！”一向办事精明的李奔此时也没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