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常熟人做出的一个奇迹！
这就是常熟农民在市场经济海洋中涌动的潮！
长镜头2：雪球是这样滚出来的
凡是常熟人都知道，如今占地面积达3。7平方公里的服装城那块地方原来并不是现在这个样的。
那时是什么样？
那时没有样，常熟人都这样回答我。
这么大个市场咋发展起来的？
你知道吗？不知道。那你呢？不知道。常熟人又大都这样回答我。
好像是一夜醒来的事，老乡们谈论这事时脸上的笑容总透着一种光彩的憨气，其实是一种自豪和聪明的狡黠。但是对我和所有外来的人，常熟市场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总是个感兴趣的话题。
你说说——我找到第一批进驻市场的小商贩沈某。
沈某现在已是拥有数个几百万的老板了，但他还是自谦地喜欢别人称他为“小贩”。“咱常熟服装城里一竿下去能打上几个百万富翁，我算不了啥湖潮。”（常熟方言，即不算什么）他回答我的问题时也这么简单，说他一直是种地的。有一年儿子从他们乡办厂里拿回几件腈纶衣，说出厂价才两三块钱一件，到外地就能卖10来块。我听后心一动，就让他从厂里多买回了几件想抽空去卖卖看。到哪儿卖呢？我一下先想到了常熟城南门汽车站那儿。因为那儿人多又有不少外地人。于是我用中午和下工时间上那儿试着卖，结果一两天就卖出了10来件，赚了50来块钱。一想这不等于干一个多月的农活所得吗！值。从那开始我就一直在汽车站门口的马路边搁一张旧报纸放上几件衣服摆起了小摊。后来有人看我小生意做得蛮实惠，就跟着学。马路边小摊多了也就有些乱哄哄，我们就被集中到一起。开始大伙都不乐意，因为那儿离车站100多米远，买东西的人不易去。管市场的人说会有人来的，过了些日子，真的客人都往这边来了，而且越来越多，进市场头年只有4个来月时间，我就赚了一万多块。第二年翻了番。第三年又翻了四番……这往后的钱就像潮水涌来似的，推也推不走。我回头再看看左右前后的摊位、门市不知啥时候里三层外三层，转眼又一个里三层外三层，比潮水涨得还快。接着是一栋栋好大好大的商场，像春笋似的从地上冒了出来，弄得我现在几天在摊位没动窝，都对服装城有点不摸门了！
我又把老蔡找来了。因为有人告诉我老蔡是成立如今，这个中国农民第一集市的最早建议者之一。他自己告诉我他还是常熟服装城商市的第一位“工商”、第一位市场营业领照人。看了他的名片我又给他加了个“第一”：常熟“中国服装城”的第一位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这是他现在的职务）。
老蔡的全名叫蔡小兴，53岁，当过生产大队会计、大队长、书记。他从“泥腿子书记”岗位上下来，是因为当时的乡多种经营服务公司（简称“多服公司”），需要一个管管在乡管辖范围的汽车站门口前马路上所出现的那些摆小摊的人。老蔡当时的任务是，每天带着小本本沿马路挨个让小摊不要太放在马路中央碍事，顺便为“多服公司”收每个摊位3毛、5毛管理费之类的事。
汽车站门口的马路市场开始也就是几十个小贩。到1983年时有了一百来个。1984年时一下多到四百几十个小贩。那么多小贩天天堵在车站门口又吆喝又占路，简直把老蔡累得喘不过气来。要单累还不要紧，要命的是老蔡整天跑东头奔西边的还不落好。有的部门说他是“纵容资本主义尾巴来扰乱社会主义大道”；小商小贩们骂他是光知收钱而不管开绿灯的“吸血鬼”。里外人鬼不是的老蔡只得抱着一团怨气到上司那儿发牢骚，说再不想法子说不准哪天汽车轧死几个人，我跟你经理大人都得被撤职……
“那你看咋弄？”经理问。
“在车站边弄块地把小贩们集中一起。”老蔡说。
经理自言自语说：“这样好是好，可不知行不行。”
“咋不行？人家报纸上都介绍过说这叫办市场。”老蔡固执道，并翻出一张《人民日报》要经理看。
“那就向上面打个报告试试吧。”经理终于松口。
“报告”是以老蔡他们的“多服公司”和湖泾村联名向市政府请示的。不想市政府很快批准了他们关于筹建“常熟市招商场”的建议。
老蔡拿着市里的“批复”，领到那张招商场营业执照时，真有点欣喜若狂的味道，只是当他怀揣“执照”去请他的一位城区“老工商”朋友，出城帮忙做市场管理员时却碰了一鼻子灰：“叫我？你想得出的！你们乡下人也搞市场？省省劲吧老弟，反正我是不会去的。”“老工商”这样回答他。（不过后来老蔡还是死皮赖脸地把“老工商”拉到了乡下他的那个马路市场，并且俩人一直一起干了很长时间）。
“你当时心目中的那个市场是不是就是今天常熟‘中国服装城’这个样？”我问老蔡。
老蔡直摇头，说：“哪里哪里，讲句实话，当时我们提出建市场与其说是为了发展经济，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为了治理车站门前的脏、乱、差。服装城的形成完全是后来市场本身所带出的市场效果，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确实，常熟服装城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常熟人自己都没有想到的。然而也确有一个常熟人是想到的。他就是被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农民经济奇人”的服装城开创者、首席功臣顾邦君。
高高的个头，硬邦邦的身子，走路气昂昂，雄赳赳——这是见他后的第一印象。60岁上下的人了，一点不显。而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与颇有魅力的风度，更难叫人将他与一个农民划等号。然而他的精明、睿智、直率和纯朴，又是典型的中国农民性格。
顾邦君的传奇故事可以用一根扁担两个筐子挑；而他也乐意别人夸他的才能是从“一00大学”获得的专利。
“一00大学？中国有这样的一所大学吗？”美国记者把眼珠子瞪大了。
“有呀！一条扁担，两个粪桶，这不是一00吗？我是挑粪出身的农民，在实践中学的知识。中国10亿人中有9亿跟我一样是从这个‘大学’毕业出来的。”他这样风趣幽默地告诉外国人。
市府关于在车站边建个市场的“批复”下来后，当时的琴南乡党委书记夏祖兴找来乡里办企业的“能人”顾邦君。
“你发话，咋搞？”
“我要知道咋搞，还搬你出山做啥？”
夏书记回答得干脆。顾邦君要的就是这样的话——要让我干，就得敢放手。
但放手并不等于事情就好办了。要钱没钱，要地没地。
“老顾你不是要钱吗？有。但商场办起来我们得拿大头。”
“顾老板不是要地吗？有。但商场办起来后得解决我们一二百个农民工吧。”
市场还不知在哪个地方呢，而左边要“拿大头”，右边要解决那么多农民工……顾邦君拱着手说我谢谢大伙了，办法还是我自己想。
在这之前，顾邦君就是有名的能人。要说刚起步就有人能难倒他，那顾邦君就不是啥能人了。
地很快得到解决，在距车站百米处湖泾村划出10亩耕地。村支书的条件是：“顾老板只许你成功，眼下村民勒紧裤腰带是等明儿吃你个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