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一位民主人士见面，可比召见老部下何长工要客气得多。
李四光同志今年多大年纪？毛泽东满脸微笑。
李四光：66岁。
毛泽东有些惊异地噢了一声，说：比我大四岁，又是著名科学家，那就是我的先生？！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当少数派不要紧，我，恩来同志，从前也是少数派，不止一次被排挤，可是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李四光很激动地点点头。
毛泽东收敛笑容，转到正题：先生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推倒了三座大山，现在要建设新中国。可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眼下我们每天坐车，烧的都是洋油。自己没有油，想爱国，也爱不那么痛快喔！
李四光十分内疚地：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摇摇头：这笔账不能箅在你的头上，中国贫油又不是你李四光说的！
李四光同志，我们知道你对石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主席想听听你的意见。周恩来插话道，你认为我国天然石油的储量究竞怎样？如果真是不大好，我们要早一点考虑走人造油的路。国家各项建设上得很快，时间耽误不起呀！
李四光听了这话，连忙说：不不，我们目前还用不着作这种选择。主席，总理，根据地壳运动的规律，我认为生油是一回事，俯油又是一回事，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地下构造的规律，找出储存石油的构造来。有的地方，地面上虽没有任何油气现象的显示，而地下却很可能是个大的含油地区……
这么说，我们的地底下也有可能有大的含油地方？毛泽东的眉头一挑，问。
是这样。李四光肯定地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地质构造又十分丰富，不应当排斥富油地层的存在!
毛泽东高兴了：先生的观点，符合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强调绝对就不是马列主义了！
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爽朗地笑道：我们地质部长很乐观，也很有气魄！李四光同志，你说中国有石油，我拥护你！
毛泽东听后也站了起来：好，我也投先生一票。
李四光情绪激**。当时他只感到的是肩头的担子。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像李四光这样的科学知识分子，得到毛泽东
这般十全十美推崇与赞赏的人几乎没有。
离开中南海，李四光回到办公室，脑子里一直在思忖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他感到开展全国性石油地质普査与勘探工作匕迫在眉睫。然而作为——一个新组建的政府职能部门，国家建设所需的矿产资源太多了，有造飞机、大炮的钢铁，有试验核武器的铀矿，有供给人民生活的铜锡矿，还有准备建长江大桥的工程勘察任务，当然，石油是这些矿产资源等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地质部是一个行政部门，矿产普査工作千头万绪单靠一个行政部门难以进行有效工作，必须建立一个专业部门全力投人才是。
李四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何长工等几位副部长，并且迅速形成集体意见。于是，1954年初，一个专门担负计划与指导全国性的各种矿产普査勘探任务的特别机构~~地质部矿产普査委员会宣布成立。李四光和何长工商量，这个实质机构必须有国内地学界最有威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士唱主角。经过再三选择，部党组调来三位大员，他们是西南地质局局长黄汲清、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谢家荣和地质部办公厅负责人刘毅。三人分别被任命为普委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地质部把如此重任交给黄、谢、刘三人，是有一番苦心的。刘是位资深老革命者，九级干部，他到普委另有一个职务是党委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是实际上的行政最高长官。谢是著名的矿床学家，在矿产勘探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权威。另一位黄汲清是从大西南调来，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两方面优势考虑，一方面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另一方面他还是中国数一数二的从事石油地质科学的专家。他和谢家荣实际上是普委的技术总负责，加上刘毅这位行政领导，如此三人班子应该说是最佳搭配。
除李奔的行政办公室外，普委下设一个地质科，这是主要的业务部门。著名地质学家王曰伦、朱夏、关士聪等也在其中。而更多的是像张瑞祥、邓克刚、苏云山、丁正言、余飞、朱聚善、敖玉、冯福闾、胡定恒、刘政琨、孙人一、陈继贤、宁宗善、周志武、任纪舜、王光等一批刚走出大学门的年轻人如今这些人大多成了我国地质业的栋梁支柱、1954年12月，国务院为了加速石油工业事业，决定将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和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的力量集中起来作战，并分工地质部与中科院担任油气普查和科学研究任务。康世恩任局长的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担任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第二年，该局撤销，并改为独立的石油工业部黄汲清他们的普委任务也由综合矿产普查任务改为全国性的石油、天然气普査勘探。这一消息，对毕生致力于中国油气业建设的黄汲清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軎讯。
或许是近几十年来李四光的名字太响和太光耀的原因，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地质科学界的其他人物知晓得甚少。其实，二十世纪的中国地质科学较之其他科学界更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而中国的地质学界所涌现的一大批跻身于国际地学界之林的世界级大师，又何止李四光一个人！
黄汲清便是可以与李四光并驾齐驱的其中一位、而且是中国地学界难有几位科学大师可以冠之为中国石油之父的其中一位。
二十世纪初的1904年，中国天府之国的四川诞生了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一位叫黄德淦，即后来的黄汲清；一位叫邓先贤，即我们的邓小平主席。黄徳渔比邓先贤早出生140天，少年时的这两个四川娃子没多少区别，他们都被大人送致私塾诵习四书五经。不过，那时的邓先贤据说对算术特感兴趣，而黄徳淦则对梁启超的中国魂如痴如醉。
中学毕业后，黄德淦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在义和团的发样地，这位四川娃子对政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致。1924年初，北洋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冯熙远取缔学生集会的运动。黄是这次运动的骨干，他因此而被校方开除。
这时的邓先贤已改名为邓小平，并且在中学尚未毕业就被明贤的父亲先是送到東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后来又乘法商的一艘吉利号轮船到达上海，改搭法国邮船特莱蓬号到丁马赛，从此开始了他那伟大的革命生涯。
黄德淦也在此时改名为黄汲清，不过此时的黄汲清对前途充满了担忧。由于吃了北洋大学的亏，黄一度想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想弃学从军以报冯熙远一箭之仇。
就凭你那么点个儿也想扛枪？
黄汲清听了这话，好不灰心，从此打消了从军念头。本世纪中国因此少了—位战将，而多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
津门与京城相距咫尺，黄汲清一横心，一步跨进了京华皇家学府北京大学，专修地质系本科。这年是19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