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咏叹之三：日进斗金的学府与举目无援的校族
1998年4月30日，一列特殊的火车从深圳出发，沿着新建成的京九线飞速向北，直驰祖国的心脏北京……
“到了，快到了！”在临近北京的时候，全车人顿时沸腾起来。当他们走出车站时，无数彩旗与喧天的锣鼓声使得站前的广场沉浸在一片欢庆之中。
“老兄，你们真够款的！”
“师弟，你们创下中国列车旅行史上一个奇迹！”
“那当然，要不我们怎么叫‘北大人’！”
“是啊，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北大人’！”
这一天，中国和诸多外国新闻媒体都报道了有关一趟特殊列车的消息。原来这是在深圳和广州工作的600多名老北大生为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而特意包下的一辆“专列”。
北大人真牛！那几天，我一连听到好几位北京市民在评说有关此次“专列”时如此感叹。北大人确实很牛，像这样包着专列去参加校庆，恐怕只有北大人才有这般气魄。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为北大人的这种气魄而自豪。因为北大人“包”之无愧，我想如果有一辆能载千人的“空中大客车”，北大人定会毫不犹豫地登机腾飞……
1998年5月初的那几天，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与喜庆，这就是北京大学的百年大庆。那几日，从共和国的主席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总理，从第一代北大人的百岁老翁，到刚刚踏进未名湖畔的年少学子，都在为同一件事兴奋。不夸张地说，北大百年校庆的隆重程度是中国几千年教育史前所未有，或许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如果孔圣人活着，肯定也为此不亦乐乎。先不说国家元首携中国全体主要领导者亲自出席在人民大会堂的纪念集会，也不说世界著名百校校长云集一堂的盛典，我所关心的是另一点，那就是北大百年大庆时所收受的“红包”有多少！
这一颇为敏感的问题，在北大筹备校庆开始校方有关方面就公开明确原则：百年校庆不流俗，拒绝商业味。给许多单位和校友的一份《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指南》上，更加清楚地标明了校庆的宗旨是“弘扬传统、繁荣学术、面向未来、促进发展”，力图把校庆办成一个“教育节”、“文化节”和“艺术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北大的百年校庆确实办成了全中国的“教育节”、全中国的“文化节”和全中国的“艺术节”。我强调“全中国”，是其声势、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中国曾经举办过的历届此类全国性的节庆。
但是北大人很会办事，他们在把如此规模盛大的校庆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名校校庆的同时，却又喜气洋洋地在后台大大地收受了一串数目惊人的“红包”。下面是校庆办对外公开提供的一个数目：至校庆前一个月的1998年3月31日，25家中外企业向北大共捐助总额达1。5亿元人民币。其中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为北大图书馆新楼捐助1000万美元；香港泛华老板何柱国先生捐资3500万人民币；香港企新公司捐资200万人民币；日本企业捐资27亿日元；戴姆勒-奔驰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美国宝洁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三金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除此，校庆办还透露了另一笔“红包”账单：至4月9日，北大已与20多家厂家签订了价值共约3000万元的自负盈亏性质的制售纪念品合同。读者可以注意到，上面总值约为1。8个亿人民币的捐资中，都是百万元以上的大“红包”，至于那些几十万、几万元的小“红包”则完全上不了榜。另外一个情况是上面的这些数目都是在离校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内收受的，可以想象，中国人过节都有一个传统习惯，那就是带礼参庆。北大在后来的4月30日至5月9日的十天大庆时间里，先后接待了万人以上的各界名流与校友，那么这些人所带的“礼”是多少，就可想而知了！我只听说许多企业与许多北大校友——现在也都是大亨，他们此次对北大的捐资，全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低调处理，即不张扬、不宣传的做法。像印尼金光集团捐资的200万元，其集团杨丽珠小姐把钱一放，只说“捐资教育”四个字后绝不多吐一个字……
北大校庆到底收了多少“红包”，是对外公开的2亿？还是实际的3亿？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那么认真地去探秘。但有一点是可以认定的，那就是北大确实在校庆的那些日子里成了“日进斗金”的富校。中国之所以举国为北大百年校庆欢呼，就是因为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它的百年也正是中国百年进步的历程，而中国的百年进步有很多动力便来自这个“皇家学府”。
北大成了“日进斗金”的富校理所应当。北大天天“日进斗金”是我中国人的骄傲。然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现象，那便是在中国现有的2000多所高校中（其中包括1034所普通高校，1000所成人高校）也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异”，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向前迈进，高校与高校之间的这种差异已日趋严重。这一现象，同样也反映到了解决贫困生的问题上。由于穷校与富校之间每年所获得的资金来源差异之大，致使在各自的教育与发展、投入与保障方面也出现了巨大差异。
我们先来说说一些类似北大、清华的“富校”。如果按照比例划分，它们的贫困生比例也在10％至15％左右，然而它们这儿的贫困生，基本不存在无法生存下去的情况。理由是，他们的生源差不多全是全国各地的高考“状元”，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高考“状元”，一旦成为事实后，一般都能得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社会或政府部门的奖励。特别是前几年，像江苏、上海、广东、山东等沿海地区，一个学生成了全省、全市的“状元”，乡里要奖一笔，县里也要奖一笔，到市里、省里还要奖一笔，江苏的一个“状元”生最多曾拿到过30000元。这还不算了结，到大学后，你如果是“状元”，还会得一大笔奖金。如果你是贫困家庭出身的“状元生”，你除了享受上述奖励外，还将免去一切学费，如此里外里，一个原无分文的“状元”一夜之间成了小“富翁”。至于高考成绩的第二名、第三名也随潮船涨，也能有它几千甚至上万元的进账。有了这么多钱，别说一年学费，就是四年大学也可基本对付了。这是其一。其二，那些名校、富校，它们的生源相对而言，更多的是家庭富有的孩子。那些家里一贫如洗而又能考进北大、清华的毕竟是凤毛麟角。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些高校中，校长们都早已向社会发出响亮的承诺，即决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困难而辍学。校长之所以有如此坚实有力的底气，除了他们自身的教育责任感外，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口袋里拿得出这么一些“小数目”，来解决本校负担不算太重的贫困生经济困难问题。
在南国古都南京采访时，东南大学学生处给过我一份该校的材料。我们不妨公布一下：
东南大学现共有全日制本专科生8000多人，月平均生活费在150元以下的约占4％，计350人左右；月平均生活费在200元以下的约占15％，计1300人左右。应该说，东南大学对特困生和贫困生的划分标准是略为放宽的，一般高校的划分标准比他们月生活费平均低出50元左右，即把特困生的生活费月平均算至100元甚至更低以下的水平。再看东南大学是如何解决20%的贫、特困生的。以1997年为例——该校第一个措施是“面广钱重”的奖学金。面广是指他们每年会有70%的学生可享受到年1000元至4000元不等的奖学金（本科生），即你只要学习努力些，争取达到70％以内的人数之中，你就有了基本的生活费。这笔奖学金在东南大学叫“综合奖学金”，除此还有“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奖，每年每名获得者可得1000元。第三笔奖学金是“企业、校友”专项奖学金，即社会捐助的钱，获得者可年得500元至3000元。以1997年为例，全校共有243人获得此项奖。第四项是企事业单位捐赠的奖学金，约五六项，每年有近百名学生可获得，年人均得1000元至2000元不等。第五项是单项奖学金，每年初，学校根据各系院的学生人数，以毕业生每人每年27元，非毕业生每人每年44元下拨至各系院，由下面奖励根据学年成绩评选出的优秀学生，全校每年此项奖金共约35万元。第二大措施是专门用于解决贫、特困生的助学金。也分两大块：学校给各系院按在校学生总数下拨，平均每年约为十几万元，另一块是由学生处直接使用的定期与临时发放的困难补助。凡是没有获得上面70％的大面积奖学金的贫、特困生，可享受每月100元的补助。每年用于突发性的困难补助约3万余元。第三大措施是学校组织和设立的勤工俭学岗补贴，每年约20万元。能成为学校勤工俭学岗的人员一律都是贫、特困生。除上面三大块外，他们的最后一项是贷款制度。如果那些贫、特困生从以上的三大措施中仍然不能解决困难的，便可向学校贷款。1996年，东南大学准备贷款金达40万元，实际贷出18万元；1997年准备贷款金为61万元，实际贷出18万元。为什么实际贷的少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学校的贫、特困生们已经有了上述几大措施，基本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笔或几笔的奖学金与助学金，他们用不着再为生活而发愁。
东南大学的贫、特困生们是幸运的，即使在这所著名学校内也有1300多人的一支庞大的“贫困生”大军，但他们因为有学校坚厚的经济实力而省去了不少苦与愁、汗与泪……然而我还是要说明一点的是，东南大学还不是最好的“富校”，它比起北大、清华、复旦、中山、南大等学校，还只属于“小康水平”。
可是当我向山西农业大学、华北工学院等属于“高校贫困族”的学校介绍东南大学的情况时，我看到这些校长们不是目瞪口呆，就是羡慕得要流口水。
“唉，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要是他们把那几位来不及接待的赞助者让给我们学校，我也就可以睡几个好觉了！”当听我说北京某高校学生处的人有一天因为连续接待好几位捐助者而忙不过来，竟把两位带了10万元巨款的捐助者给气跑了的事后，山西农大党委副书记王杰敏十分感叹。
“你想得到多少捐助？”我开玩笑地问王书记。
他很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慎重地说：“5万元。5万元我就能基本解决贫困生问题了！”
“5万元就够了？”我吃惊不小。因为我刚刚从他们学生处了解到，山西农大这座拥有4000多名学生的农校，其9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而这些学生之所以上农大，一是录取分数线要低于其他重点高校，另一方面就是知道农业大学是国家给奖学金的（其实并轨制后农校等专业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要交学费的），所以他们才冲这样的学校而来。我还知道，这个学校的近一半学生在上学时是家里拍卖掉了家产才进了校门。
王书记很歉疚地苦笑说：“我们全校六七千师生员工都是些苦惯了的可怜人，你都看到了，虽说我们山西农大也是省重点高校，离太原不算远，走高速公路也不到一小时，但我们是真正的‘村办大学’——学校四周全是生产队的农民，两年前学校的教职员工的户口还都是在离这儿好一段路程的太谷县城上。我们许多农村来的学生一进农大门，就叫冤道：这大学怎么跟我家那儿差不多呀！你问我们的贫困生比例，怎么说呢？如果按照北大、清华的标准，或者按东南大学的标准，我们的学生可能都得算贫困生。现在各高校划分贫困生的依据主要看学生饭卡上的消费来衡量，当然还有个地区消费水平不一样问题，但现在有些情况也在变，你说我们学校就在农村，可物价并不比你们北京便宜多少。肉菜供应也不是要啥有啥，反而有的比大城市还贵。就是这样，你知道我们的学生平均每月生活消费是多少吗？告诉你吧，我们的男生月生活水平是140元，女生是90元，这是平均水平啊！说起那些困难生的生活消费，你可能听都没听过，我们有个同学三个月没吃掉100块钱！你问怎么吃的？你想能吃什么呀！有人看他每顿就吃一个馒头和一碗不要钱的稀饭！他是学农专业的，学校每月发给他72元补贴，照理也不至于这么惨嘛。可我们一调查，这学生每月得向家里倒贴三四十，家里不但不可能给任何经济资助，相反还要学生给寄钱。有的学生家长说你娃儿上大学了，就是国家给钱了，有好吃好穿的了，你就得往家里寄钱嘛。那都是些没有文化又穷得叮当的国家重点贫困地区的农民，你摊上这样的一大批学生，学校能救助得过来吗？肯定不行。学校本身的教育经费就紧张，再加上校舍已经老化陈旧，早需要改造修缮，这些都等着要钱。可国家给的钱又基本只能维持‘人头费’，想干点其他事就难了。你问有没有社会捐助？刚才我不是跟你说，咱这儿离省城有一段路，又是农业学校，有钱人是不会到我们这儿来的，他们捐钱是讲究回报的，我们要名没名，要利没利，自然人家不愿把钱扔到我们这儿。我们学校这么穷，可这么多年来惟一的一笔捐助2万元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位老教授拿出来的，他在八十大寿时不为自己祝寿，而把这笔钱拿到学校让捐助那些贫困学生。精神可贵啊，我们也是十分看重这笔钱的，专门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奖励那些家庭贫困又能自立和学习好的学生。话得说回来，这2万元钱要用在我们这么上千人的贫困生身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所以说，我们多么想呼吁呼吁那些有识之士，不要总把目光放在那几所名校上，我们是农业大国，农村的人才是关系我们民族能不能振兴的大事。再说，农业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有远景经济意义的。要说起贫困，像我们这些专业学校才真正需要、而且是迫切需要解困的。因为我们这样的学校贫困生是最多、最集中的地方。”
王书记有倒不完的话，他所反映的问题，也正是中国高校中目前存在的事实。我到过农、林、渔还有地质、石油、煤炭等专业学校，这些院校的贫困生问题是最严重和突出的，而它们由于受到国家产业调整的大局影响，又受到行业自身机制的局限，加上环境、地理等条件的不利因素，其自身的造血功能匮乏，故很难有力量像那些著名的高校大量投入资金用于对贫困生的奖、贷、助、补、免等工作。这些高校又基本都不会得到社会的赞助，所以，贫困生的问题更加突出，而且几乎又在短期内难有改观的可能。据资料表明，我国目前的专业高校在大学总数中占1／3之多，而这些学校的贫困生总数约占全国高校贫困生总和的2／3还多。重视和关注这一层面的高校贫困生问题已迫在眉睫，因为单靠国家和学校自身，这些专业院校是很难真正走出困境的。
1998年7月初，就在高校放暑假前夕的两三天内，我分别对同在首都的北京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再次进行走访。我先到北大的“昌平园”，这是他们的分校，每年文科的大一学生都在这儿。去之前我已经翻阅了1997年考上北大的几位“状元”贫困生的材料，所以一到那儿我便期望能从他们身上找到些贫困的感觉，但我“失望”地没找到。第一个是黑龙江的文科“状元”刘某某，他在考大学之前曾经有过一段极为悲惨的经历，母亲重病几年里他或打工辍学或跳级以缓家庭负担。这样的学生如果在某个农大什么的高校，也许可能在进入“龙门”后又不得不退学，或者即使在校继续学习也肯定十分艰难。但我见到刘某后，他第一句话便说：“我现在不是贫困生了！我不贫困，真的，我没什么说的。”第二位是位山东女生白小姐，也是1997年的“状元”。她的家在沂蒙革命老区，靠玉米面长大的白小姐家里至今仍很穷，父亲在她上中学时就病逝了。因为是“状元”，所在的中学奖给了她3000元钱，她靠这个钱到了北大，后来学校马上给她按特困生免去其所交的2500元学费。白小姐告诉我，这一年中她没花过家里一分钱，她说估计以后也不会要家里再负担了，因为她每年的学费学校基本都可以给免，她的生活费便是学校的奖学金。“加上每月80多元的副食补贴，我的生活费足够了。只要好好学习再拿点奖学金四年学业就不成问题了。”白小姐非常自信地说。最后一名被采访者是“昌平园”有名的“贫困生”朱峰。小朱是河南信阳人，老家是个贫困地区。当年为了跳出农门进“龙门”，小朱从初中时就咬破手指，在自己的小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两个血字：“北大”。他用心中的信念时刻勉励自己，并终于在1997年的9月圆了北大梦。我问他现在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他说按照苦孩子的标准已经没问题了。学校减免了他的学费，又发了他2000元的助学金，加上每月的副食补贴和交通补贴，“生活绝不会成问题了，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看自己能不能保持‘状元’的成绩优势了。”
这就是北大，虽然这里也有许多需要北大人做的贫困生工作，但与那些无援的贫困校族相比，这已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到了曾在四五月份采访过的8亿农民的最高学府——中国农业大学。此次我去的那天已经放暑假，但这儿的校园内仍然有很多的学生，一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些不回家的学生。他们中间95％以上的人是为了省一笔路费而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机会，同时他们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考虑，那就是争取利用一个多月的假期，把下学年的学费挣出来。
“打工活好找吗？”
“太难了，今年比任何一年都难。”一位同学说他从5月份就开始跟有关公司或单位联系，可至今没有落实一个地方。
“如果假期打不上工，你新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