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虹这孩子实在太可怜，容我想想办法。”项士信说完就出了门。他是去朋友家借钱去。
“怎么样，借着了没有？”半夜，老伴给项士信开门后的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成了。”项士信说。
第二天，项家夫妇找来杨虹，当面把1000元钱交给他：“这钱是给你上学用的，赶紧收拾行李，还来得及赶上开学……”
杨虹愣了很长时间才缓过神，眼泪禁不住哗哗直下。他“扑通”一声跪在项家夫妇面前，泣不成声：“我……我这辈子永不忘记你们！”
再说杨虹回家跟父亲把自己离家出走后的前前后后的事一说，老父亲大为惊讶，对儿子说：“项家真是天底下的大好人。虹儿，你能重新上学，这事我跟你妈做亲爹娘的都帮不了你，项家的义举对你来说就是再生父母。以后你得改口，叫他们爹妈才是。”杨虹呢，这回跟父亲想到一起了，其实他内心早有此愿，只是经父亲这么一提就更加迫切。当晚，杨虹含着泪水把久存在心头的愿望连同上学的喜讯，一起写信告诉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沈阳那个新家……
之后的三年，村里人都说杨虹交上了好运，因为他有一个沈阳的“好爸好妈”每月寄钱来供他上高中，而且寄钱的数目从最初的50元，升到80元、100元和200元……逢到新学年开学，甚至升至五六百元还多。杨虹一家和村上人真的以为遇上了一家有钱的好心人。说好心不假，但说项士信是个有钱的人家那实在太离谱了。那时项士信一人上班挣500来元的工资，为了保证给四川的杨虹每月寄钱，老伴郭淑杰一等丈夫把工资领回家，不管家里有什么大事难事要办，她总先留出一半钱来放在抽屉，第二天又匆匆寄走。郭淑杰说她是怕钱在家里多留一天，就可能被别的急事挤用掉了。“在认识杨虹后的这五六年间，我心里一直提着弦，生怕有一天突然自己家里出件什么大事把给杨虹的钱挪做它用了……”郭淑杰每每谈起此事，心中总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负重感。全家惟一的经济来源就是丈夫的500来元工资，却要把其中的一半留出来给别人念书用，而仅用剩下的那么一点点钱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生活，这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恐怕除了郭淑杰和她丈夫项士信能说得出外，再没有人能回答上来。
1993年夏，项家又接到四川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杨虹写的，里面还有一张沈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的入学录取通知书。“孩子他爸，杨虹这回有出息了，考上我们沈阳的大学了，你快看呀！”丈夫项士信下班刚踏进家门，妻子就激动地把这一喜讯告诉了他。
“好啊，这孩子总算没辜负我们的一片心血！”项士信其实比妻子还要高兴，因为他曾跟杨虹半真半假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哪一天你真考上了大学，我就正式认你这个儿子。”
看到丈夫从心底里都在乐的样，一边的妻子郭淑杰则双眉慢慢紧锁起来：“杨虹上大学的费用就更大了。你看，光上学报名时就得一下交1700元呢！”
“还能凑一凑吗？”
“拿什么凑？咱鑫儿的学费这回也得出去借了……”妻子“唉”了一声，忍不住两眼直流泪水。
“杨虹已经到这份上了，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帮他进大学门。”黑色夜幕下，丈夫一把搂过瘦弱的妻子，有些哽咽地，“只是又要苦了你……”
天亮后，项士信叫妻子去给杨虹发电报让他先到沈阳来，自己又去到朋友那儿求情借钱。这回他把该想到的人都想到了，但仍然只借到了600元……开学报到的日子已到，那天郭淑杰特意给杨虹换了一套新衣服，但领杨虹去学校报到的丈夫项士信那天脸上却显得很沉重。
“老师，我们杨虹的家就在沈阳，离学校不远，能不能让他走读，这样他的住宿费啥的我们不出行不行？”来到学校，项士信把杨虹安顿到一边，自己便带有乞求地问正在登记的一位学生处工作人员。
“那怎么行？上大学有规定，必须住校。”
“您高抬贵手给通融通融……”
“不行就是不行，你别浪费时间好吗？来来，让一让，下一个！”忙得不亦乐乎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时间跟项士信多说什么。
头一回没办成，项士信只好带着杨虹回了家。第二天他没让杨虹去，自个儿又去找那个管报名的学生处工作人员，那人一见项士信又来提这根本“不着边”的事，就干脆回答道：“要是交不起钱，就别上了嘛！”
项士信气得掉头就往回走。气归气，人家学校有规定么。妻子好言劝道：明儿找找学校的领导，把事挑明了，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照顾照顾。
还有啥法子，只能这样呗。报名的日子只剩最后一天了，项士信再次来到学校。这回他直接找到了学生处的杨处长。“好吧，正好有点空闲时间，你就说说你儿子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实巴交的项士信苦笑了一下，只好无奈地把他一家与杨虹的事全盘倒给了杨处长听。
“竟有这样的事呀？”杨处长听项士信的讲述后，激动地站了起来，并当即表示，“如果情况属实，我一定促成领导批准你的这个特殊要求！”值此，项家七年含辛茹苦帮助一位贫困生上学的事才被旁人所知晓。杨虹也顺理成章地被学校破例允许走读并免去了一切学杂费。
有人说杨虹太幸运了，幸运遇到了像项士信这样天底下最好的人家。这话其实一点不过分，先不说过去的几年里项士信一家为了帮助杨虹这个对前途、对人生失去信心的苦孩子怎么重新树立信心、上完高中的那片苦心，单单在杨虹上大学的三年时间里，项家就曾几度倾家**产、高筑债台。有一次杨虹入学后需要办个30元的图书阅览证，当时“妈妈”郭淑杰手里别说30元，就是3毛钱都拿不出。可孩子在大学里有个阅览证是必需的，郭淑杰想来想去也没招，最后她想到了自己有件没穿过的新呢子上衣，于是毫不犹豫地拿到自由市场上廉价出手卖了50元钱。当她看到自己还没有穿过一回的新衣服被人无情地拿走时，竟坐在马路边上哭了起来。项士信自打添了个“大学生儿子”后就更不用说了，因屡屡借钱他把朋友都给得罪了，“老实、仗义”的名声也变成了“可怜、可气”的骂名。至于在邻居的眼里，他项氏一家是抠门抠到了自个儿的皮肉。这话咋讲？人家说你没有注意他项士信的脚上那袜子？咋？是从垃圾箱里捡的！还有你没看他媳妇，倒也天天上菜市场，也筐里常满满的往回提，可那都是别人扔下的烂菜根烂菜叶哩！
我们再来听听项士信一家是怎么说的。问男主人，可他不愿提这些事，大老爷们儿的说不出口呀！女主人并不在乎人家怎么瞧不起她所做的事，她说得也平淡：“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本来就鑫儿他爸一个人挣工资，后来虹儿进了我们家，四张嘴吃一个人挣的钱，自然只能过苦日子。可咱心里亮堂、踏实，因为看到虹儿能有出息，能上完大学，现在又能找到一份能发挥他才能的工作，我们全家一点儿不感觉冤。虽然为了他我们背了一身债，但现在两个孩子都大了，他爸也还能干，我也可以腾出空了，准备办个托儿所，再苦干两三年，欠的债就差不多可以还尽了……”
听，本是滚烫、激昂的豪言壮语，却在这样一个普通的人嘴里说得那么平平淡淡。这才是我们中国百姓的真实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