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执刑（外三篇）
士兵们多彩的生活可以谱写出无数支轻音乐
执行枪决
悄悄地，没有一点恐怖气氛，囚车在郊野的小山谷里停住了。他持枪跳下囚车时，望见一只叫不上名来的鸟儿正慢慢往这飞。犯人跟着他也铫下来，脚镣声很轻。几乎就在他脚站地的时候，那鸟儿落在了刑场的一棵白杨树上。
天真蓝。只有薄薄几片白云，动也不动。不一会儿，落在白杨树上的鸟儿就放开喉咙，那声音很办听。
他把枪背在肩上，开始步行。犯人在他后边走，还有两个兵持枪押着。其它人员从第二辆车里下来，一块走在后面。
他无所谓的样子。犯人也无所谓的样子。
他确实无所谓了。这已是第三次执行枪决任务。一次可不是这样子，接受任务头三夫就紧张得睡不着，吃饭不是滋味。指导员早就提前做他的思想工作，讲犯人的罪行，讲这种人如何猖狂，没有人性，不杀不行，还说执行枪决，一发打不中两发，两发不中三发，直到击毙为止，比打粑还容易。可一到临头还是紧张，紧张得要命。但一看犯人那软骨头，简直是块豆腐。犯罪时的猖狂劲儿哪去了？他蔑视他，紧张是没有了。扣动板机后，见一个活人一扑就死去了，心还是免不了悸跳一阵。第二次是个干了说不出口的事儿之后又杀人的老头子。该死的老头子，该死。干那种事的都不是人。畜牲。干了那种事再杀人更不是人，是疯公狗，是饿公狼。何况这老不死的，强……幼女。枪毙便宜他了。该倒点天灯，该扒皮油炸……那次他没心跳，没手抖，一枪击毙。
这次，犯人是个小伙子，挺现代派的。没有父母，没有姐弟，也没有老婆或未婚妻吧？不然怎么一点没有痛苦，好像去死是件很平常的事。瞧瞧这，看看那，飞过一只鸟儿他也瞅一瞅。也没问问他是什么罪，亡命徒吧？亡命徒们是不怕死的。管他什么呢，反正是罪有应得，该死的。
今天他心情也不好。接到姐姐一封信。姐姐说她被一个人骗了，骗得好苦。他为此连世界排球赛电视都没看。多少人都在看哪，他竟没看。
在场的人都各就各位了。犯人站在挖好的土坑边。他持枪站在距犯人十米远的地方。
犯人似乎有点不耐烦了，向监刑指挥说：“快点吧！”
“忙什么。”监刑指挥看看表，最后问犯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青年犯人在脚镣允许的范围内用脚踢了踢坑边的土，回过头：“女排输了赢了？”
“哪个女排？”
“中国女排呗，我还能问苏联女排？”
“你这小子！赢了“几比几？”
“三比〇。”
“没什么了，开始吧！”
青年犯人回过身去，在坑边跪下来。这是规定，必须跪着，接受给他拍摄验明证身的照片。他的话，年轻战士都听见了。这是一个死刑犯人临刑前说的话吗？可他清清楚楚听见了，连那犯人说话时怎样张嘴他都看清了。他从未想过会有这种犯人，一时也不理解怎么会有这样的犯人。一阵惊骇，一阵激动，他手微微有些抖。当他试着把枪慢慢端起时，越发抖了。他索性抬起右手正了正帽沿，顺便敬了个礼。
再次端枪时，似乎镇静了些。指挥员手中的小红旗向下唰啦一摆，他通过准星向犯人看了一眼，随即扣动了板机。砰！随着枪声，他迅速将头侧向旁边，没敢看那应声而倒的小伙子，却见白杨树上那只叫不出名的鸟儿惊飞了。
过了一会儿，他才正过头来，向青年犯人跌下去的土坑注视了好一会……
1984年秋北京
土城边有个角落
跟每天一样，战士景威起早来到园林东北角这片丁香树旁。
他来北京当兵三年，一直住在丁香树林前面。那儿是一排猪圈和他们三个词养员住的两间小砖房。小房并不破，可周围着实有点荒凉，房后是元朝大都的土城。土城残破了，长着许多杨树、槐树和蒿草。小砖房就在蒿草密布的树林里，门前五六米处还有一座压着黄纸的坟。不是景威他们三个当兵的在这养猪，恐怕倒贴些钱谁也不会搬这儿来住。景威的乡亲都以为他到北京来当兵，不定住多么阔气的楼房，认识多体面人物哩。岂木知他除了熟悉连里那几个干部和一部分战友外，连一个老百姓都不认识。服役期满，明天一早他就该乘火车返回家乡了。走前要做的事，比如在门前栽上两棵小松树留个纪念，找分管饲养班的副连长谈谈心，和一些要好的战友合个影告告别等都已做完，今早又喂了一次猪，还把猪圈打扫了一遍。然后才穿上军装——衣、裤、鞋、帽，连领章帽徽都是崭新的（今天不这样穿一次，此生再不会有穿的机会了），最后一次来到这里。这儿是他每天早晨必来读书的地方。
今早他不是读书了，是带着一件自己认为很珍贵的礼物来和一个人告别。他认为这是他唯一认的北京人。在北京当兵三年，要走了，告个别无论如何是应该的。可他要告别的这个人究竟是工人、是学生、是售货员还是待业青年他压根就不知道，也没问过。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年纪、家住哪儿一概都不知道。他只晓得她是个勤奋很有毅力的年轻女子。两年多来，他每天早晨喂完猪到这儿读书的时候，都看见她也在这读书。天长日久，竟在心里暗暗把她当成依伴。刮风下雪了，一想到她可能会来，他就坚持来了。她大概也有这种心情，所以他们儿乎风、雨、雪不误，每天都来。但始终是保持着三十多米的距离，有时远远地望一望，从没说过一句话。今天早晨他也没跟人家约定在这儿相见，更没说要送人家一个好本子。他只是感觉她能来，为开么，说不出理由，就是感赏。感觉这东西真奇怪，有时比能说出理由来还让人自信。
每天她来的时间已经到了，怎么没来呢？他看看表，看看园林的门，又看看她每天来后占据的那地方，然后再看看带给她的绸面笔记本子。这崭新漂亮又厚重的本子上一个字都没写。赠言哪，通讯地址呀，他也不是一点没想写，写那东西以后可以通通信，说说各自的学习情况，或者互相勉励几句不是挺好嘛。可那不妥当啊，人家是女的，北京人，你是外地当兵的，让人误会有什么企图就不好了。
过半小时了，她怎么还不来？昨夜有事睡得太晚起来迟了？突然有什么急事了？或者——她——病了？要是这样，我该去看看她。可惜，不知她家在哪儿。如果这些都不是，她应该来呀！三年里，我就认识（就算认识吧）她一个北京人，临走告个别，说句祝愿的话还不应该吗？她要是个男的，我也会这样做的。要是她到我们家乡那儿去，不要说住三年，住三天走了，乡亲们也会套挂马车送她到火车站，热情的还会给她带上一兜沙枣和栗子。这可绝不是为了日居找她进城里办什么事，这是一种情理！何况，今天我是为了感谢她的，她每天早上陪伴我读书，两年哇。虽然说陪伴不恰当，其实是起了陪伴作用嘛，要不我做不到风雨不误。
一个多小时了，她还没来。他又看看表，看看园林的门，影儿也没有。他焦灼拿着绸面本子在她每天看书坐的木墩旁转圈圈。快开饭了，吃了饭该上班或上学了，她怎么还不来。昨早她合上书匆匆离开时，我鼓着勇气跑过来，结结巴巴告诉她我要走了，她不是很惊讶吗：“再也不回来了？”我说：“不回来了！”她不是有点留恋吗：“说走拔腿就走哇？”她还匆匆看看表说：“哎呀，过点了，再见！”她走出园门时还朝我这点点头，今天怎么会不来呢！
开饭时间也早过了。他再次看看表，断定她可能不来了，一阵伤感的情绪像无数条小虫从心头一直爬遍全身，他颓然无力地坐到她读书坐的木墩上，心里隐隐的痛，在你们这儿生活了三年，走了就没有什么祝愿吗？一两句也好。我们再不济，也是为保卫北京来的嘛。
他等到实在不可能有来的希望了，终于叹口气，起身将笔记本放在木墩上，往回走，走几步又转回来，写了张纸条：“本子是送你的，祝你坚持学到底。谢谢你两年来给我的影响，不是你天天早上来读书，我也坚持不经常的。我明天乘去兰州的火车走了，再见！那个战士。”他拣了一块瓦片，把本子和纸条一块压好。那瓦片很厚很重，不知是不是元大都土城残留下来的。他又看一眼瓦片和本子，惆怅地走了，边走边叹着：“城里人咋这样不重情理。读书，读书，读得连人情冷暖都没了，还有什么意思？”这样叹着路过房前那座坟时一阵唧唧的鸟鸣和嗷嗷的猪叫，使他禁不住心和鼻子酸酸的，据说那坟里埋的是个因失恋而自杀的姑娘。
第二天早晨，下着雨。他没再去丁香林子那儿看笔记本是否还在，匆匆背上行李赶到连队集合。
连长、指导员亲自带汽车把他们复员老兵送上火车，然后顶雨站在月台上，等到车开动。他看战友们在雨中淋着，心情好激动。但内心深处总有点隐约的酸楚和疼痛，所以没有流泪。他还在想，咋早她为什么没去呢？
车开了。战友们在雨中跟车跑着向他挥手。他咬住嘴唇不敢张口喊话，只在心里默念着：“再见，战友们，再见了他还想在心里喊一声：“再见了，北京！”可是喊不出来，他太遗憾，太伤心了，唯一认识的一个北京人竟连句告别的招呼也没跟他打。
列车加快速度。
越来越响的轮声里，一个打红伞的姑娘向前跑着从他眼前闪过，他一眼就看准了，就是他等的那个。她却没看见他。他急忙探出头去刚要喊她，忽然发现她是在和前边车厢的一个小伙子招手。她忘我地跑着，伞也拖在手里不打了，浑身淋得透湿。可她不是送我的！那小伙子是她的未婚夫吧？他心里顿时不难过了，瞅着她的红伞想，红是火的颜色，她喜欢红色，她并不冷漠。她一点都不知道你的心情，也一点不必知道你的心情啊！她有事业，她有爱人，她每天到林子是专门寻块寂静地方读书的，当然不会感到你为她或她为你解除寂莫。你是来服兵役的，就像那条土城一样，默默呆在那儿为人们发挥作用就行了，何必非得让人们想到你呢？
列车驶出站台，马上就要看不见红伞了。他终于探出头，朝她，朝车站，朝整个北京挥挥手，深深地在心里喊了一声：“再见了——北京！”喊完，他又最后看了一眼那雨中的红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