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你太让我为难。”
她摘下墨镜，惊讶得把我盯了好一阵，指头敲敲桌子，“你过分了吧？做生意挑货不挑人，机会就是机会么。你是笑月的姑爹。你不管谁管？你要是不管，你和楠楠以后同她爸还见不见面？”
“这一码是一码……”
她打断我：“你们这些当官的，要名声，要保官，要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我都可以理解。但你万万不能……”
幸好，她的手机响了。幸好，她接完一个电话，手机再次响起。于是一场谈话下来，她穿插了五六个电话，让我多了些喘息机会。她又是说楼盘，又是说税务，又是约发廊，又是交代保姆准备她儿子的晚饭，还不耽误隔三岔五地同我争辩。这个女能人给我的感觉，是她能一心多用，三头六臂，眼下就算再给她一个随身听，一个跑步机，一个头发烘罩，三两台电脑，也不够她忙的。她能在任何情况下把千头万绪都一并拿下。
我被她批斗得心情很坏。与她分手后，我不知何时发现一名警察挡在车前，面色严峻地对我举起手。下车一看，才发现自己鬼使神差驶入了逆向的单行道。
警察扣下驾照，开出了罚单。
我担心自己下一步还会闯红灯，甚至撞上校车什么的，便停下来，在路旁公园里抽了一支烟。公园里有一些孩子，还有一些三口之家的高低身影，搭上气球或童车，跃动出周末的轻盈感和幸福感，还有烤玉米的气味。我其实不太爱看这种场景——原因当然不用说。我家眼下只有一个笑月，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孩子。事已至此，她就是我们夫妇的一脉骨肉了，那么我将如何向她解释自己刚才的拒绝？记者，主持人，电视台……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是她的五彩梦。我该如何向她说明白，向她的爸爸说明白，戳破这个梦，不是我的自私，恰恰是为了她真正的好？
或者，我是不是看事物太夸张了？是不是真像二姐说的，变态了，落伍了，有点没事找事，在一件小事上赌得毫无意义？
我又抽了一支烟。
回到家里，我不知如何向马楠开口，才能说明白她二姐的荒唐。我没料到马楠这一次倒是特别清醒，没等我说完，就抱怨二姐多事。“她什么时候能上点道呵？她家那个浩浩被她换了十几个单位，不是被她换废了吗？”
在她看来，电视台的破格“特招”也特别可疑，招一个中学生，可能吗？说不定就是一骗局，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她觉得笑月还是继续读书为好，大不了就是复读，就是家教，就是租房和陪读么。她们三姐妹来一个重金投入，全程紧盯，不信就啃不下高考这块硬骨头。
意外的是，她联系复读学校的电话刚打出去，就跌跌撞撞冲进我的房间，一脸惨白。“笑月——”
“怎么啦？”
“她跳……”
“跳什么？”
“跳楼……”
“你说什么？”
犹如晴天霹雳，我脑子里顿时空白，喳喳喳的毛发炸立。我不知如何扶住了马楠，不知自己是如何拍醒了她，不知自己是如何冲出房门，钻入出租车，一口气狂奔医院，直扑急诊室。一个茶杯一直攥在自己手中，竟不为我所知。
骨科手术室外，二姐眼里泪花花的，冲上来直瞪眼，好像在说瞧瞧，瞧瞧，不就是你干的好事？二姐夫如热锅上的蚂蚁，搓着手走来走去，说这可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如何向她爸交代？这孩子倒真是狠呵，真是狠呵。然后他开始接电话，一个火爆的男声从手机里断断续续传来，大概是一个正在抓狂的父亲，在电话线那一头无比震惊。
大姐家两口子也赶来了。
后来才知道，事情是这样。笑月听说电视台可能去不成了，甚至被二姑轻描淡写的说成机会还有，还可能有转机，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坐在电脑前一言不发。二姐从外面回家，没看见她，以为她逛街去了，没准是去大姑家了——她反正从来都是说走就走，很少预告也很少留言。二姐夫倒是多心了一下，说这孩子神色不大对，不会有什么事吧。他决定出门看一看，结果发现楼下果然围了一圈人，是在楼后的一侧。一只粉色的深口山地鞋，落在路边的草丛里，被他一眼认出，当即一口气上不来，赶快抓摸自己的速效救心丸。
目击者说，孩子是从三楼的楼道窗口往下跳的，幸好三楼以上的窗口都有栏栅，她不可能选择更高的窗口。也幸好她下落时被树梢拦了一把，又被一个临时棚盖托了一下，最后才砸在砖地上。医院检查的结果：虽无性命之虞，但有脑震**，还有膝盖、脚踝、胸口的五处骨折。
我已来到病床前了，发现笑月这孩子还未醒来。她只剩下半张脸，右脸似乎都转移到左脸去了，其实是瘀肿的左脸过于膨胀和暴发，淹没了一只眼，也挤掉了另半张脸。面对亲人们有关手术的复杂讨论，这位半脸和独眼的女孩保持惊愕的表情定格，一种事不关己的漠然态度。一条血污尚存的腿被护士们简易地固定和悬吊，像一脚踢出豪迈的步伐，整个人要向天空走去。
笑月……
笑月，你没事了，现在好了……
我凑近这张过于陌生的脸，感到自己无比虚弱，全身已掏得空空，靠扶住墙才得以止住自己的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