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我准时来到邮电局，第一个冲进营业厅，抢填长途电话申请单——当时长途电话都只能这样打。
我的慌乱肯定让营业员奇怪。但我顾不上那么多，第一个电话打向茶场，让王会计立刻通知马楠，“三姑要来看她了”——这是我与她约定的暗语，最高级别的警报。她一听就知道该干什么。
第二个电话打出去了，第三个电话打出去了，第四个电话打出去了……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广联公社中学的莫眼镜。这个莫眼镜与马涛走得近，也是读书发烧友，还曾把武斗中的一支手枪窝藏下来，虽只是为了好玩，打光子弹后便把枪丢到河里了，但是眼下若查出这一段，不仅他要脱一层皮，马涛也必然罪加一等。
通话的结果，是他此时不在学校。他的同事说他上午要看病，然后随校长来县城开会。这似乎证明他尚无危险。
不过蹊跷的是，这莫眼镜什么人？一直无官无职，大头兵一个，什么会议轮得上他？
我对“开会”的说法放心不下，便去汽车站拦截。查了一下班次表，发现从广联来的最早一班车是中午抵达，太晚了，太晚了，晚得有点悬了。我必须把拦截的位置前移，移到对方上车之前。
我去外贸公司找郭又军问货车的情况，恰好军哥去了香港。我只好上路拦货车，在在公路上窜来窜去，太想自己变成一个花姑娘，让货车司机们动心；太想衣袋里有钱，让货车司机们对一张钞票动心。但这一切都不可能。我更不可能操一挺机关枪立在路当中朝天点射，把开车的吓下车来，只能眼看着货车一辆辆飞驰而过。经验丰富的司机们，越是见路边有人探头探脑，越是把汽车开得飞快。
最后一招，只能是爬车了。我追赶的第一辆，呼的一下如炮弹出膛，只给我一个眨眼的机会，连车影子都没摸上。我追赶的第二辆，哗的一下溅我全身泥点，待我抹去脸上的零碎，目光重新聚焦，眼前只剩下一条空空的道路。
一直走到350公里路牌处，我才看出一点点门道，发现货车减速的条件，一是上坡，二是转弯，三是载货重。这样，我选定一段上坡的弯道，在那里蹲守，终于等来一辆摇摇晃晃的运粮大卡。
破釜沉舟在此一举。我一听到汽车喘息减速，立刻从路边跃身而出，拿出跑道冲线的疯狂，把随身的挎包首先扔上车厢——这相当于来一次豪赌：能上车则已，不能上车就一输到底，挎包里的钥匙、粮票、雨衣等统统奉献给司机，给你大爷尽孝吧——事实证明，这种自逼绝境的一招确实有效。赌徒一旦孤注一掷，脑子便是一片空白，眼睛是充血的，两脚不再属于自己，爆发力不可思议。不知何时，我发现自己已摸到车厢板，扣住了车厢板，呼呼呼脚下生风，忽感一阵轻松……全身飘飞之际，脚下的模糊路面已离我下沉。
谢天谢地，我的挎包算是失而复得。
到达广联时，我选择一个上坡地段跳车，在路边候车的人群里一眼看见了莫眼镜，正在与一中年人说话。他看见我，显得有些奇怪，不知我为何出现在这里。他身旁那中年人大概就是什么校长，此时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大概只是把我当作莫老师偶遇的熟人，冲我点了点头。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听了不要慌。”我把莫眼镜拉到一边，“我不能确定现在有没有人注意我们……”
对方已经紧张了，面目开始僵硬。
“看着我，看着我，保持微笑，保持全身放松，就像没事一样。”
远处有汽车鸣笛，班车已驶近。这就是说，对方马上要上车了。不过串谋无需太多时间，哪怕一分钟，哪怕半分钟，就已经足够。
魂飞魄散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事后得知的情况是，共有七人在这一天来县公安局接受询问。从警察话里话外的迹象判断，马涛似乎不算太糟，牵扯的事似乎并不多，很多可能性还未列于调查范围。幸好这边的受询者也多是有备而来，没放出多少料。
这些人事后都来过电影公司，享受我的一包花生米，一盆豆腐干，两瓶白酒——算是我给他们压惊，庆贺意味也在不言之中。
马楠不知她哥眼下到底怎么样，在我的房间里急得哭。蔡海伦在一旁尽力安慰她，说你哥就是读读书，怕什么怕？我们商议的结果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为了应对事情进一步可能的恶化，有些人最好避避风，到外地躲一段，比如马楠，为她哥抄写和保存文稿最多，是最可能深挖目标。
“我不走！”她连连摇头。
“就算你相信你哥，但还有哪些同案人？他们是否都扛得住？”我尽量说服她，让她相信，她的安全对大家都有好处。
“他们来抓我吧，我不怕。”
“马楠同志，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不是做最坏的打算么。你没看出来？这次来的警察非同一般，至少是省厅的，你以为是吃干饭的？”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把我判刑吗，把我枪毙吗？我们什么坏事也没做。如果连这样的人也只能死，那我就死好了。我陪我哥去死，像秋瑾、赵一曼、江竹筠那样去死，砍头也只当风吹帽！”
横到这一步，气壮山河到这一步，电影台词都冒出来了，我就显得很小人了。结果，胆小惜命的角色只好由我来勇敢担当。送走他们以后，我在床前扔了三次硬币，以正面为吉，以背面为凶，竟发现凶凶凶三卦无一例外，吓出了自己一头冷汗。我不能再犹豫，不能再犹豫了，哪怕十个小人也得一口气当下，于是留下一张请假条，买一张火车票，急匆匆去外地暂时投靠朋友。我希望案情的证据链上，能少一环就少一环。
附记：
到底是谁告密？没有人知道，但大家在事后一直都在暗中打听。马涛下乡插队的那个县，离我所在的县两百多公里。那一次我从报纸上得知，那里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雨。河流上游的水库观察员疏于职守，喝醉了，睡着了，没发现洪水来得太快和太猛，形成了深夜里的漫顶的溃坝。上万吨固体般的泥浆翻腾跳**轰然直下，惊得方圆数里之内的老牛、小狗、老鼠、鸡鸭、鸟雀一齐呜咽或号啕。
事情来得太突然。一个吊脚楼里入睡的五位女知青，不解动物们的警告，连人带房被洪流席卷而去。直到七八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的漫长水岸，陆续找到一具具泥糊糊的遗体——其中便有阎小梅。
我去探访马涛时见过她，发现她身上可能有蒙古人血脉，身体高高大大，说话快人快语，有时还像男人抽上一支烟。
据说县里举行了隆重集会，追思英灵，表彰勋业。据说小梅的父亲出现在会上。那位风度翩翩的前驻外大使，反而为渎职的年轻观察员求情，希望有关方面不要重判。他说，他和妻子已失去了孩子，不希望另一对父母也失去孩子。他只是带走了一面镜子，女儿唯一的遗物。
很多年后，我在一个知青网站上发现有人还在回忆这事。一位网友写到小梅，说她当年外号“老佛爷”，是北京某中学的学生头，在乡下时特别爱孩子，一旦发现村子里有孩子失学，就叫上女知青们去孩子家，责问当事父母为何不重视教育，简直是开批斗会。另一位网友还说，小梅当年是了不起的才女，有一次在火车上迷倒一位男教授，对方到站了也舍不得下车，硬是听她说完了几部法国电影，反正到前面的车站时还可另外买票往回赶。
但这个网站上没人提及当年隔河两岸知青们的交往，更没人提到马涛被密报一事——那封要命的举报信，到底是出自小梅，还是出自她的男友，还是出自其他什么人，大概都说不清了。是否真有密报这回事，看来也成了一个永远扑朔迷离的疑点，甚至因马涛后来的最终平反，变得不太重要。
人们肯定都希望往事干净一些，温暖一些，明亮一些，最好是皆大欢喜。
清明时节，知青网上有祭奠活动，挂上了一些亡友的照片、简介、悼文以及追怀者们献上的电子花篮。我在这些照片中发现了没入洪水的那五位花季少女。她们不失满脸朴拙，如一棵棵白菜天使，水淋淋的动人，与时下的卡通女、野蛮女、职场女、小仙女、豪华女形成了鲜明对比。她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化妆品以及敌视化妆品的时代，一个生活尚未精装化的时代，一个更靠近泥土的时代。
稍感意外的是，小梅的名下连照片都没有，仅留一个黑边空框。祭奠发起者这样解释：当年照相机很稀罕，留下的照片本就不多，何况她父母觉得女儿的照片太伤心，早就把那些照片全部毁了。
少女就这样成了一个永远的空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