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什么事？”
“我们……是有点那个了？”
“什么那个？”
“恋爱吧，是不是？”
“恋爱？恋爱就是这样子？”她脸红了，但似乎很吃惊。
“依我看，还能怎样呢？你看这小日子，我们过得老夫老妻似的……”
“你放屁！不准你说。”
“对不起，这可是别人说的……”
“别人说的也不行。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说了，这话也不能由你来说。”
但她的脸红其实已说明了什么。她并未给我一巴掌，并未大喊抓流氓，只是一个劲地逐客，随后紧紧关上房门，响亮地插上木栓，似乎也说明了什么。
几天后，我下河洗澡，就是村前那条小河，没料到上游有人在放巴豆水毒鱼。我看到水面上漂来一两条白肚皮，还以为自己捡了便宜，待听到上游有人冲着我大声喊，才知河水有毒，不能沾，更不能喝。但为时已晚，我上岸时头重脚轻，下身已麻辣火烧，走到村头时肯定已面色惨白和嘴唇乌青，否则不会偏偏倒下。一位老农急忙找来山蒜拌桐油，灌进我的嘴，让我好一阵呕吐，吐得死过了一轮似的。他还挖来茅坑土，臭烘烘的那种，放在锅里炒热，再泡出水来往我嘴里灌。又拿来一碗热麻油，涂抹那些毒水浸出来的红斑，特别是裤裆里的私处，石榴皮一般的热毒痘疹。在这一过程中，她去卫生院，找医生来给我打针。
不好意思，不仅整个下身热得发烫，我那家伙也又红又肿，贴满了老汉一一掐破的芝麻粒，据说也是用来解毒的一招。好了，到这一步，我觉得自己简直是黄色镜头，更是恐怖镜头，再好的形象也毁在一个烂胯裆里，连死的心都有。
焦宣委也来过了，要我提前结束下队，回茶场去休养。不知什么时候，她也发现我醒过来，想嘱点东西了，显得很高兴。“我知道你死不了。吃吧，多吃一点。我也要去洗头了。”
这话真让人扫兴。洗头不洗头的，她就没有精彩些的话？好歹也是劫后余生，好歹还要旅途分手，即便她不能扑上来抱头痛哭，即便她没有“活着真好”一类感叹，在如此大难之后，哪怕是萍水之交，至少得多一点陪伴吧？
她果真撇下我，自顾自去洗头了，果真去久久的烧水和挑水了，让我无所事事，只能一个人呼噜呼噜大吃稀饭，吃出猪栏里拱潲的声音。
“这里还有咸菜，还有红薯丝。”她的台词依旧平庸烂俗。
“不要。”
“你说什么？”
“我说了不要就不要，我又不是一个饭桶！”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要睡觉了！”
“那你睡吧……”她有点疑惑，“你自己把油灯给吹了。”
我偏不睡觉，偏要下床，偏要找火柴抽烟，却不知她去了哪里。多少年后，我笑她不解风情，她翻了一下眼皮，却只承认自己嘴笨，而且一直痛恨这种无可救药的笨。她甚至奇怪，说不知自己为何经常开口就错，得罪过不少人，以至她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少说不说，见到生人尤其不敢直视。她似乎活成了两个她，上台演出是一个，一抹上油彩就如鱼得水，昂首挺胸，胆子天大；但如果要她上台讲话，哪怕是给她一个讲稿，只要她照着念，那也无异于逼她杀人，只能让她哆嗦。
一次言语事故据说是这样。她织了一条纱巾送给二姐，说出口的热情居然是：“这东西我反正用不了，你拿去吧。”
二姐冷冷一笑，说妹呵，你的剩余物资太多，搞扶贫是吧？
她觉得不对味，不知该如何接话，想了一阵，忙补上一顶大高帽：“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哪是扶贫对象？我什么人都不佩服，只佩服你们这些当老师的。”
但刚说完又急，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她怎么能这样说？这算是讨好二姐了，但在座的还有一位邻居，有干部身份。如果她只佩服老师，那位徐主任往哪里摆？她瞟了一眼，发现那人果然沉下脸，放下一份报纸要走。
“徐叔叔，你怎么能走？好不容易来一趟，哪能就走呢？你看，已经到饭时了，就在这里吃一碗吧。你反正也没地方吃饭。”
对方好奇怪，“我没地方吃饭？”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对方还是拉门而去。
是呀，什么叫没地方吃饭？人家好歹一个堂堂革委会的大主任，到哪里没人招待，还指望你这里一碗？你马楠留人吃饭就吃饭，什么猪嘴巴没事找事多一句，能不把人家气得七窍冒烟？
她见徐叔叔远去的背影，又见二姐没带走围巾，顿觉天旋地转，一屁股坐下，恨不得哇哇大哭一场。她后来一口咬定，肯定是小学里那个该死的男同学，拿一条蛇放在她课桌里，吓得她晕了过去，从此就把脑子给吓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