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朱镕基匆匆地找到当时身为“浦东开发办”主任的杨昌基，说不行啦，浦东开发9个亿是给不了你啦，只能给你1个亿了。杨昌基就急了，反问：不是说好了给三个公司9个亿嘛？每个公司1个亿哪够？咋个启动嘛！
朱镕基笑了笑，有些抱歉地说：你先张罗张罗再说。
你的意思是有多少钱干多少活呗！杨昌基想争辩几句，可见朱镕基火急火燎远去的背影，想说也说不着了，内心感叹道：大上海一大堆破烂，1200多万人，要动钱的地方太多了，他这个市长难当呀！
杨昌基无奈地摇摇头，回头赶紧找开发办和三个开发公司传达。前几天还是热情高涨的开发办同志们和三个刚刚成立的公司头头们说：这么点小钱，也就够开个皮包公司啥的！堂堂浦东大开发怕是大东海捞月，不知何年何月成事哟！
钱少但有政策呀！把政策用好了，就是钱嘛！杨昌基说。
我同意昌基主任的意见。只要能把土地增值用活，钱不缺。坐在一旁的新到任的开发办副主任黄奇帆点头赞同。
大家面面相觑，将信将疑，因为他们中间谁也没有尝试过这利用“土地增值”实现资金滚动的开发战术。
不行了，不行了！才过几天，杨昌基又把开发办和三个公司的负责人叫到一起，传达“上面的秘密精神”：朱镕基市长刚刚说，一个公司一个亿的钱也不能给了，只能每家公司给3000万元，加上开发办留1000万，总共1个亿的钱。
大家一听仰头大呼：这可咋整嘛！但浦东开发如邓小平所说，是中国手中的“王牌”。不往前行动，绝对不行。这可是政治大局的问题，当然也是经济大局问题。
怎么办？上海人就是有办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批比“张文宏”可要厉害得多的人站了出来。我这里有杨昌基的一段回忆文字：
又过了几天，朱镕基同志即将离开上海赴北京工作了。临行前，他又对我说，先少给一点，马上启动要多少钱？我当时感到难以启齿。想了想后对朱镕基同志说，那就一个公司给3000万吧！
“能行吗？”镕基同志问道，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一数字毕竟太少了些。当时，我这么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已经把三个开发公司的启动资金从向政府要钱转到了向市场筹钱。办法就是“财政投入，支票转让，收入上缴，土地到位”，俗称“土地出让，空转启动”。后来，这一办法被中共中央党校一个副校长概括为“空手道”。“空转启动”的程序是这样的：由市财政局按土地出让价格开出支票给开发公司，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开发公司再开出支票付给市土地局，并签订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市土地局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后，从开发公司所得到的出让金再全部上缴市财政局。通过这样一个资金“空转”的过程，达到“出让土地，启动开发”的目的。
当时，我对镕基同志说，土地空转，千分之四归中央，叫财政拿空头支票，土地局拨土地，公证处公证，按60元1个平方米算，4平方公里土地财政拿2。4亿出来。
“那就这样先搞起来吧。”镕基同志的话语中寄予信任和希望。我将这情况在班子内进行了传达。
杨昌基在内部一传达上述精神，下面的人立即嘀咕起来：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嘛！
开发办的小会议里，大家彼此苦笑着相视，先摇摇头，又点点头，道：确实是“国际玩笑”，人家广东、江苏一带的每平方公里面积已经给到了一个亿，我们浦东350平方公里，总共才给1个亿！不是“国际玩笑”是什么？
这回倒是杨昌基先笑了：看来我们在浦东开发事情上，真的要开个大大的“国际玩笑”，真正让全世界知道我们上海人是些什么能人！随后，杨昌基用目光扫了一下他的将士，问：你们谁愿意把“土地换钱”这活儿给弄起来？
我来。这事我愿意干！副主任黄奇帆自告奋勇地站了起来。
在场的人有的惊诧，有的欢笑，反正大家都把目光盯在了黄奇帆身上。几天后，浦东开发开放中著名的“空手道”模式便这样诞生了：
先由财政部门向浦东开发办开出一张“空头支票”，再浦东开发公司拿着这张财政部门的支票到土地部门交上开发区划定的开发土地的评估费用。而开发公司拿到土地部门的评估作出的文件后，就立即转头到土地交易市场挂牌换取开发土地预支支票，这时的开发公司所获得的支票金额肯定远高于早上财政部门开出的支票金额。至止，当天的下班前，浦东几家开发公司必须以火箭般的速度，填上早上所获得同样金额的支票，及时送回市财政部门……如此空转一天，市财政局其实从账面上看一分未少，而浦东开发公司各家在账面上则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一大笔钱了！当开发公司有了这笔钱后，就可以去征地、去动员农民拆迁，就可以搞“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电信和平整土地），之后就可以向外招商。商家看中后，就得缴上一大笔土地租金。开发公司便用商家缴上来的钱，进行新一轮的征地、拆迁和“三通一平”甚至“七通一平”，然后再收进更大的投资商上缴来的钱……如此滚雪球般的一直飞快地往前推，推了再推，周而复之，一直到浦东今天的大楼林立、满地黄金的新纪元……
这就是中央给予的浦东土地批租政策、朱镕基领导和推进的、黄奇帆等人一手运作的“浦东模式”的资本积累的“高级空手道”套路。这一套路，是中国的创造，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总结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资本积累”中都没有这样的“模式”与“先例”。后来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不少地方用上了这一“浦东经验”。自然，黄奇帆到重庆当副市长、市长期间用这经验是最成功的。
邓小平有句经典的话：发展是硬道理。在今天的抗“疫”战斗中，他张文宏那么“红”，难道不是“玩”的能把病毒“闷死”、让人活下来这一“硬道理”吗？所以他的言行从这一基本和本质的目的出发，他再“油”也滑不到哪个沟里去，所以他越干越受广大人民喜欢，越干水平越高，或许奥妙就在于此。
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它绝对不可能是一大堆庸俗之人、无能之人、无为之人在支撑着的，它一定是有许许多多与张文宏一样或比张文宏还要张文宏的人杰存在，所以它才有可能卓越不凡。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在上海驰骋风云，当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上海是一例；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茅盾、巴金、夏衍等在上海是一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淞沪大战虽然以中国失败告终，但上海人和驻上海军队的勇猛反击仍然堪称民族史诗级的壮丽而载入史册，又为一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几十年里，上海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占全国总产值的六分之一又是一个极好的说明；再往后的浦东开发自然更不用说。如今的大上海光照人间，难道就因为少了张文宏这样的“怪才”？绝非。恰恰说明，上海习惯的“闷声发大财”，早已浸入其骨髓，印刻于精神之中。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年，这过程中上海人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和激动人心的大事件。外界其实并不知道创造如此辉煌的现代化新上海过程中，有多少苦干的、实干的、精明的、忠诚的“张文宏”在操劳操心。现在许多人一到新上海就会去两个有标志意义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这楼之高，一直是中国“第一”，挺拔巍峨，气势磅礴。但我现在看到它，就会想到一个人，此人叫倪天增，原上海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这位个子很高、人又很瘦的副市长在他年华正茂之时，正值浦东开发开放和大上海上城改造、新城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从历史的新闻镜头和报纸照片上看到：每每大项目施工和紧要关头时，他总站在最前头。而收工和庆典时领导出现在现场那会儿，他又站到了人群的后面。由于他个头高，所以还总能见他的形象，然而他的头发总被风吹乱了，竖得高高的。据上海的同志告诉我，倪天增就是一位特别令人尊敬的“市民市长”——他总把百姓所需所求放在心头。清华大学建筑专业毕业的他，对浦东开发也极其上心，尤其是要建一座属于“上海形象”的摩天大厦一直也是他的心愿。然而他只看到了规划蓝图，却没能看到大楼崛起。已任了9年副市长的倪天增，于1992年6月7日因劳累而突发心肌梗塞逝世，终年54岁。后来这座“中国第一楼”在他逝世9年后封顶完工，负责这一大厦建设和至今一直在管理这栋大厦的正是他当年的秘书顾建平先生。
上海浦东还有一个现在每天吸引几万、几十万游客的大项目——迪士尼乐园。这可不是一般的旅游观光项目，它在中国大陆仅此一家，原因是人家迪士尼公司太牛了，它才不会轻易给你呢！当年“会白相”的上海当然很想将迪士尼引到浦东。第一次朱镕基亲自出马，谈得尚可，但没多久对方的“老板”不幸遇意外事故去世，一件好事就冷冰冰的被搁了下来。
时至2001年，上海重新启动与迪斯尼谈判的行动。这回派了浦东开发的老资格人物、新区区长胡炜出场。这位人称“浦东开发战场上的李云龙”的精彩故事就拉开序幕了——那比“张爸”张文宏的不知要精彩多少：
2001年某日。美国洛杉矶，迪士尼总部。胡炜带领的中国上海商贸洽谈代表团一行到访。
“你们？想跟我们来洽谈？”迪士尼接待人员以傲慢的目光打量胡炜和他身后的一行中国人，毫无表情地说道：“知道吗，法国跟我们洽谈，是他们的一位副总理、一位省长和一位部长；在香港，是特首曾荫权来谈的……胡先生，你是？”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全权代表胡炜。”胡炜以不温不火的严正口气回答道。
迪士尼方迟疑和惊异地看着这位中国“全权代表”，有些拿不定主意了，问：与我们谈判需要各方面的专家，胡先生你们中国方面有这方面的专家吗？
有。
所有与我们迪士尼的谈判，需要对等的专家人数。我们需要50个相对应的谈判专家，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带了中国最优秀的50名律师和专家。胡炜朝身后门外等候的随员们挥了挥手，于是一支浩浩****的中国谈判团列队出现在“迪士尼”面前……
ＯＫ!
迪士尼方面笑了：Ｐlease，ein!（请进！）
然而，走进迪士尼的大门，并不意味着一切“可能”，恰恰是随时随处的“不可能”。作为全球最大的文化娱乐巨头，迪士尼的霸气是出了名的，几乎百分之九十九欲想求取合作的谈判对象，最终皆被拒之门外。
中国、上海、浦东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不得不佩服世界娱乐巨头的霸气所在：一切娱乐元素都具有独创性、全球性和不可复制性。
谈判最初阶段，是了解迪士尼的产品为什么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