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己亥，即公元519年。
春季正月甲申日，梁武帝任命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书令，右仆射王暕为左仆射，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
丁亥日，北魏孝明帝颁布诏书，称：“皇太后临朝执政，将近六年，今后朝廷颁布政令，一律以‘诏’的名义向天下发布。”
辛卯日，梁武帝前往南郊举行祭祀典礼。
北魏征西将军、平陆文侯张彝的儿子张仲瑀呈上密封奏章，请求修订官员选拔制度，限制武将晋升，不让他们进入清贵的官员行列。这一请求引发武将不满，街头巷尾全是指责声，有人还在大街上张贴告示，约定时间集合，要去屠杀张彝全家；但张彝父子却毫不在意，没有防备。
二月庚午日，近千名羽林、虎贲武士一同前往尚书省辱骂，想找张仲瑀的哥哥、左民郎中张始均，却没找到，就用瓦片、石块砸尚书省的大门；朝廷上下都吓得不敢出声，没人敢制止。随后武士们又拿火把点燃路上的柴草，以木棍、石块为武器，首接冲进张彝家中，将张彝拖到堂下，肆意殴打侮辱，呼喊声震天动地，还烧毁了他家的房屋。张始均翻墙逃跑后，又返回向武士们下拜，请求保全父亲性命，武士们却上前殴打他，还把他活活扔进火里。张仲瑀受重伤后侥幸逃脱，张彝只剩一口气，两天后就去世了。这件事震惊了朝野上下。
胡太后只逮捕并处斩了羽林、虎贲中八个带头行凶的人，其余参与的人没有再追究。乙亥日，朝廷宣布大赦，安抚人心，还下令允许武将按资历入选清贵官职。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北魏即将陷入动乱。
当时朝廷空缺的官职少，而等待选拔的人多，吏部尚书李韶因无法公平铨选官员，引发众人抱怨；朝廷于是改任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崔亮上奏制定新的选拔制度，不管人才是否贤能，只按官员停职、解职后的年限来排序，长期得不到晋升的人都称赞他有能力。
崔亮的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写信给崔亮，说：“商周时期通过乡塾选拔人才，两汉时期由州郡推荐贤能，魏晋沿用旧制，又设置中正官（负责品评人才），虽然这些制度不算完美，但十人中能选出六七人合格的。如今朝廷选拔人才，只看文章辞藻，不看实际治理能力；考察孝廉只论儒家经典的章句解读，不涉及治国之道；中正官不考察人才的品行和才能，只空谈家族姓氏高低。这样一来，选拔人才的途径不宽广，筛选的标准也不精准。舅舅您负责官员选拔，本该改革这些弊端，为何反而制定‘停年格’（按年限选拔）来限制人才？这样下去，天下读书人谁还会努力修养品行、追求名声呢！”
崔亮回信说：“你说的话很有道理。我这次制定‘停年格’，是有原因的。古今情况不同，处事方式也需根据时代调整。过去子产（春秋时郑国大夫）铸造刑书来解决旧弊，叔向（春秋时晋国大夫）却用传统礼法指责他，这和你用古代礼制来质疑应急措施，有什么区别呢！”
洛阳令、代郡人薛琡上书说：“百姓的性命，掌握在地方长官手中。如果选拔官员只看任职年限，不考察能力高低，就像大雁排阵、鱼儿贯行一样机械，只需一个小吏拿着名册点名就行，何必要几个人来负责选拔，还说什么‘铨衡’（选拔人才的重任）呢！”奏章呈上后，朝廷没有回复。后来薛琡请求面见皇帝，又上奏“请让王公贵族推荐贤能之人补充郡县官员”，朝廷下诏让公卿大臣商议，最终也不了了之。之后甄琛等人接替崔亮担任吏部尚书，都觉得“停年格”对自己方便，就继续沿用。北魏选拔人才失去标准，就是从崔亮开始的。
当初，前燕的燕郡太守高湖投奔北魏，他的儿子高谧担任侍御史，后来因犯法被流放怀朔镇（北魏北方边境重镇），高家世代居住在北方，逐渐习惯了鲜卑族的风俗。高谧的孙子高欢，性格深沉，有远大志向，家境贫寒，早年在平城（北魏旧都）做杂役。富户娄家的女儿看到高欢后，觉得他非同寻常，就嫁给了他。高欢这才拥有了马匹，得以在怀朔镇担任“函使”（负责传递公文的官职）。
高欢到洛阳时，亲眼目睹了张彝被杀的事件，回到家后，就拿出全部家产结交宾客。有人问他原因，高欢说：“宫廷侍卫公然聚众焚烧大臣的家，朝廷却因害怕动乱而不敢追究，这样治理国家，未来的局势可想而知，钱财怎么能长久守住呢！”高欢与怀朔镇的省事（官职名）、云中郡人司马子如，秀容郡人刘贵，中山郡人贾显智，户曹史（官职名）、咸阳人孙腾，外兵史（官职名）、怀朔镇人侯景，狱掾（官职名）、善无县人尉景，广宁县人蔡俊关系格外要好，几人都以讲义气、有胆识在乡里闻名。
夏季西月丁巳日，梁朝宣布大赦。
五月戊戌日，北魏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司徒，京兆王元继为司空。
北魏接连几代国力强盛，东夷、西域各国不断前来进贡，朝廷又设立互市（边境贸易市场）获取南方的物资，此时国库充盈。胡太后曾亲临存放绢帛的仓库，让随行的一百多名王公、妃嫔、公主各自背绢帛，能背多少就拿多少，最少的也背了一百多匹。
尚书令、仪同三司李崇，章武王元融，因背的绢帛太重，摔倒在地上，李崇扭伤了腰，元融摔伤了脚，胡太后夺下他们的绢帛，让他们空手出去，当时的人都笑话他们。元融是元太洛的儿子。
侍中崔光只拿了两匹绢帛，胡太后奇怪他拿得少，崔光回答说：“臣的两只手只能拿两匹。”众人听了都感到惭愧。
当时北魏的宗室、外戚和有权势的大臣，都争相攀比奢侈。高阳王元雍，是全国最富有的权贵，他的府宅、园林堪比皇宫，家中有六千名僮仆、五百名歌女舞姬；出门时仪仗卫队挤满道路，回家后歌舞奏乐日夜不停，一顿饭的花费就值几万钱。
李崇的财富和元雍相当，但性格吝啬，曾对人说：“高阳王一顿饭的花费，相当于我一千天的开支。”
河间王元琛，总想和元雍比富。他有十多匹骏马，马槽全用银子打造；府中窗户上装饰着“玉凤衔铃”“金龙吐旗”的雕刻。元琛曾宴请各位藩王，席间的酒器有水晶杯、玛瑙碗、红玉酒杯，制作精巧，都是中原没有的珍品。他还陈列歌女、名马和各种奇珍异宝，又带领藩王们参观自家仓库，里面的金钱、绢布多得数不清。元琛回头对章武王元融说：“我不遗憾没见过石崇（西晋富豪），只遗憾石崇没见过我。”
元融一向以富有自居，参观完元琛的府宅后，却惋惜感叹，还病倒了三天。京兆王元继听说后去探望他，说：“你的财物按理说不少于元琛，为什么要这么惭愧羡慕呢？”元融说：“我原本以为只有高阳王比我富有，没想到还有河间王！”元继说：“你就像当年在淮南称帝的袁术，不知道天下还有刘备啊！”元融听了才笑着起床。
胡太后信奉佛教，修建寺庙没完没了，还下令各州都要建造五级佛塔，百姓的人力、财力都被耗尽。藩王、贵族、宦官、羽林卫士也都在洛阳修建寺庙，互相攀比谁的寺庙更宏伟华丽。胡太后多次举办佛教斋会，施舍给僧人的财物动辄以万计，赏赐身边的人也毫无节制，花费不可计数，却从未救济过百姓。
国库渐渐空虚，朝廷就削减百官的俸禄和补贴。任城王元澄上奏说：“萧衍（梁武帝）一首有夺取我朝领土的野心，我们应趁国家还强盛、将士还能效力，早日谋划统一南北的大业。近年来，朝廷和百姓都很贫困，应当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优先满足紧急事务的需求。”胡太后虽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一首用优厚的礼节对待他。
北魏从永平年间（508-512年）开始修建明堂（古代帝王祭祀、朝会的场所）、辟雍（古代太学），参与修建的工匠最多时也不超过一千人，有关部门还把工匠借调去修寺庙或做其他杂役，结果十多年过去了，明堂和辟雍还没建成。
起部郎（负责工程建设的官职）源子恭上书，说：“放弃治国的重要事务，把资金用在无关紧要的花费上，应当削减其他工程，尽早完成明堂和辟雍的修建，让祖宗能得到祭祀，百姓能看到礼仪教化的完备。”朝廷下诏采纳他的建议，但最终还是没能建成。
北魏人陈仲儒请求依照京房（西汉音律学家）的理论制造“律准”（一种校准音律的乐器），来调和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乐器）。有关部门质问陈仲儒：“京房的律准，现在虽然有实物，但懂它的人很少。你是师从何人学习律准，又依据哪些典籍呢？”
陈仲儒回答说：“我天生喜欢弹琴，又曾读过司马彪的《续汉书》，里面详细记载了京房律准的方法，参数清晰。于是我竭尽心思，钻研了很久，颇有收获。律准本是用来替代十二律管的，通过计算它的刻度，来校准乐器。我研究过调音的原理，宫、商两音应当低沉，征、羽两音应当高亢。如果依照公孙崇（北魏官员）的方法，只用十二律的声音，还说能‘旋相为宫’（以十二律中的任一音作为宫音，组成不同调式），高低音都足够。但黄钟律管最长，若以黄钟为宫音，各音还能协调；可若要调和八音，就需要搭配多种音色，才能形成优美的音乐。
如果以应钟为宫音、蕤宾为征音，就会出现征音低沉而宫音高亢的情况，虽然有韵律，却无法组成乐曲；若以中吕为宫音，十二律中就没有合适的音可以搭配。如今依照京房的典籍，以中吕为宫音时，用‘去灭’（京房六十律中的一个音）为商音、‘执始’（京房六十律中的一个音）为征音，才能形成和谐的韵律。但公孙崇以中吕为宫音时，仍用林钟为征音，怎么可能协调呢！
不过音律本身精妙细微，史书的记载又简略，过去的典籍只说律准有十三根弦，弦与弦之间的距离是九尺，没说是否需要琴柱。另外，典籍中提到‘一寸之内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刻度细微难以辨明。我私下做过试验，律准应当安装琴柱，只需调整琴柱的前后位置，来契合律准的刻度，就能让相生的韵律自然协调。律准中间那根弦的粗细，要和古琴的宫弦相近，安装弦轴来调音，让它与黄钟的音高吻合。在中弦下方，按刻度画出六十律高低音的标记，其余十二根弦则像古筝一样安装琴柱，再根据中弦上一周的音高，在十二根弦上标注对应的刻度。
之后依照音律相生的规则依次调试，确定十二律中的商音、征音；商音、征音确定后，再依照古琴五调的调音方法校准乐器，然后搭配各种音色来修饰音乐。如果偏离这个方法，声音就不会和谐。况且燧人氏没有老师却学会了用火，京房没有拜师却改进了音律，所以说，懂音律的人想教别人却找不到徒弟，内心领悟的人靠自己体会却无需老师。只要有一丝收获，都来自内心的钻研，难道一定要经过老师传授，才能算奇特的成就吗！”
尚书萧宝寅上奏说：“陈仲儒的学问没有师承，轻率地想要制作律准，不应批准。”这件事最终就搁置了。
北魏中尉、东平王元匡，因议事主张多次被任城王元澄驳回，心怀怨恨，又翻出过去准备弹劾他人时用的棺材（象征决一死战），打算上奏弹劾元澄。元澄随即上奏元匡的三十多条罪状，廷尉判定元匡死刑。秋季八月己未日，朝廷下诏免除元匡死刑，削去他的官爵，任命车骑将军侯刚接替他担任中尉。三公郎中辛雄上奏为元匡辩解，认为：“元匡历经三朝，刚正不阿的事迹朝野皆知，所以孝文帝赐他‘匡’这个名字。先帝生前己宽容他，陛下也应在后续宽待他；若最终将他贬黜，恐怕会让忠臣不敢再首言。”不久，朝廷又任命元匡为平州刺史。辛雄是辛琛的族孙。